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随即波及香港，中共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受到很大冲击。从1967年5月到年底，香港群众在国内炙热的政治气候感染下，在左派组织和舆论的推动鼓舞下，以5月6日香港新浦岗人工塑胶厂发生的一起劳资纠纷为导火线，几次掀起以香港工人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和群众运动，群众到处张贴反英标语，呼喊反英口号。香港的斗争得到了国内的声援和支持。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除了一些严厉措辞外，还有一句令港英政府胆战心惊的话：“香港的爱国者要组织起来，准备伟大祖国一旦发出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统治”。8月21日，北京举行群众大会，有人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当时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些左倾极端分子甚至扬言要出兵香港。[17]8月22日，红卫兵放火焚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中英关系降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点。此时，毛泽东、周恩来在香港问题上仍然是很理智的。1966年10月，周恩来针对“文化大革命”波及香港的问题指出，文化大革命并不意味着要解放香港。对于香港的抗议示威活动，周恩来坚决主张予以限制。当时有人提出运送400名训练有素的红卫兵到香港开展活动，被周恩来坚决拒绝。[18]周恩来的这些做法是与毛泽东的态度一致的。1967年9月初，毛泽东下令禁止暴力斗争。此后，香港反英活动明显减少。年底，香港事态基本恢复正常。此间，由内地供港的水、食物、原料等从未中断过。
    进入70年代，随着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的改善和香港新界“租约”（即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期满的日趋临近，中国领导人在继续坚持对香港问题的既定方针的同时，开始明确提出解决香港主权问题。当时，联合国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民宣言所适用的殖民地地区名单中。这样，香港、澳门就有可能在国际干预下，或走向独立，或“国际共管”。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指出“香港、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19]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报告，确认了中国对香港、澳门的立场和要求，排除了其他国家（包括联合国）参与解决香港问题的可能性，避免了香港问题的复杂化。
    1972年10月，周恩来在会见英国客人路易斯·海伦时指出：“香港的未来一定要确定。租约届满时，中英双方必须进行谈判。现在两国存在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英国自然应当在适当的时候参加谈判。从中国拿走的领土必须归还，……中国政府是不会在这些事情上仓促行事”。[20]1974年5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在北京访问的英国保守党领袖希思时，一方面表示香港作为英国统治管理下的亚洲贸易及金融中心，其地位是安全的，至少目前如此。另一方面又表示，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当时的副总理邓小平在欢迎希思的宴会上曾侧面谈及香港问题，暗示说：香港问题将在更适当的时候解决。[21]也就是在1974年，周恩来在病中重申对香港采取特殊政策，并指出香港在收回之后，可以在一定时期实行资本主义。这样，我国领导人不仅明确了收回香港的时间表和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方式，而且还提出了保留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设想，成为“一国两制”方针的逻辑起点。
    三
    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作出“暂时不动香港”的战略决策，随即进一步发展为处理香港问题的长期指导方针，主要是基于国际环境和国内需要多方面因素，把香港问题作为新中国国际斗争战略部署的重要环节和与西方世界保持联系的“国际通道”，发挥香港的“窗口”和“桥梁”作用，为国内建设服务的战略高度来考虑的。从新中国成立到80年代初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国际环境总的来讲是于中国不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竭力推动对华进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面对严峻国际形势，中国领导人坚持“利用矛盾、打开缺口、为我所用”的斗争策略，谋求国际环境的改善。英美矛盾和香港问题就是可资利用的矛盾和缺口。关于这点，前文引述周恩来在1951年春对原新华社社长黄作梅的指示中已作了精辟的阐述，勿需赘言。需要指出的是，把香港继续留在英国人手中，等于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周恩来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中国内地的经贸往来，取决于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态度。这不仅表现在香港“40%的贸易额是同中国进行的”，“是英国商品运往中国内地巨大的潜在市场的主要渠道”，而且香港所需食品、原材料、淡水等重要物资主要依靠内地供应。中国实际上掐着“香港的生命线”。英国人曾预言：“如果共产党统治了中国，出于他们自己的原因，他们可能愿意暂时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22]事实证明，在英国对华关系中，香港问题始终是英国考虑问题的不可回避的重要因素，而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因此，“暂时不动香港”的决策，既打击了美国，又牵制了英国，无愧为具有战略眼光的外交大手笔。
    从打破经济封锁和利用香港服务内地看，香港作为“世界转口贸易中心之一”和英国在远东的“商品橱窗”，如前所述，其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同中国内地的经贸联系来维持的。因此英国“不愿意拖着香港、新加坡等贸易中心一道强行（对华）实施贸易控制”。香港问题的存在就为新中国打破经济封锁，为新中国架起通向西方世界的“桥梁”，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条件。
    到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对外贸易的重点转向西方发达国家，香港作为中国通向西方世界的“窗口”和“桥梁”，在打破西方禁运、服务国内建设方面进一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内地通过设在香港的公司企业，不仅把中国产品转销到东南亚等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而且在西方对华禁运的情况下组织从西方国家进口国内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设备、半制成品、原料粮食等重要物资。另一方面，内地通过与香港密切的经济活动，获得巨大收益。一是通过内地在香港参与的投资和经营活动，如开办银行、保险公司、房地产和投资公司、航运和旅游公司以及饭店、广告机构等，获得收益，如1976年，内地从这些投资中的收益达3亿美元。二是通过与香港的贸易顺差，赚取外汇，维持同西方国家的贸易。从1966到1976年，中国对外贸易转向西方国家后，中国向发达国家的出口远落后于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存在很大逆差。但是对香港的贸易则保持巨大顺差。正是由于对香港贸易顺差的存在，除个别年代外，中国对外贸易都出现顺差。对香港的贸易顺差所盈余的外汇成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关键。正如陈云在1974年8月14日一次谈话中所说：“港澳是我们目前现汇收入占第一位的地区，也就是进口成套设备和器材所需外汇的重要来源。”[23]这里所说对港澳的贸易主要指对香港的贸易，所占比重为97%，对澳门的贸易只占3%。
    保留香港作为“国际通道”，也包含着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保持必要警惕和采取预防措施的战略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其前提是不能牺牲中国的独立自主。“保留香港，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以帮助恢复战争蹂躏的中国经济，以加强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实力”。[24]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在苏联对华进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中国把贸易重点转向西方，成功地从西方取得经济建设所需的战略物资和技术设备，这与香港问题的存在是分不开的。这也正是60年代初苏联无理指责中国的港澳政策的根本原因。
    此外，把香港继续留在英国手中，不排除还有避免香港问题复杂化的深谋远虑。1949年，面对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大局初定的形势，英国出于保持在香港的特权和利益，提出了“国际共管”这一曾一度占了上风的重要议案。早在1947年，英外交部便研究过香港国际共管的可能性。1949年5月9日，部分内阁大臣又提出，香港不可能长期地作为英国殖民地，应该严肃地考虑给予香港国际港地位的可能性。8月29日的内阁会议认为，应该进一步考虑在不久的将来对香港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共管的可能性。[25]如果“国际共管”香港图谋实现，那么香港问题将不再是中英之间的事，无疑为香港问题的最终解决设置了巨大障碍。可见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把香港问题局限于中英之间，对彻底消除“国际共管”的可能性，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之所以“暂时不动香港”，维持香港现状，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考虑，而非实际能力所不及。有人认为新中国所以能容忍香港的存在，是因为没有接管这一地区的实际能力，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1949年面对可能失去香港的危险，港英政府的确策划了“香港保卫战”，英在香港的兵力由原来的5千增到约3万人。英官员吹嘘说，“共产党人面临的这种火力将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甚至“有人估计，他们要攻占香港，将付出一百万人伤亡的代价”。这些“虚张声势”的鼓噪，不过是“为了使这个殖民地的非共产党人安下心来。”[26]英国人自己心里很清楚，如果“共产党人愿意夺取香港的话，英国将无力保卫它”。[27]至于建国以后，由于“香港的生命线”掐在中国手中，“只要一抖这条生命线，不需一兵一卒，一刀一枪，香港就会乖乖来降”。中国没有必要在香港问题上显示武力。
    注释：
    ①⑨[14][18]奇云·灵尔（Kevin Lane）：《主权与现状：中国对香港政策的历史根源》（英文版），第80、74、65-66、77页。
    ②④⑤《中共中央文件集》，第14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514、599、708页。
    ③《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0页。
    ⑥金尧如：《保持香港现状和地位--毛主席周总理的战略思想》，见《香港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第10版。
    ⑦《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3页。
    ⑧⑩《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第355、354页。
    [11]《毛泽东文稿》，第一卷，第529页。
    [12][13][15]《20世纪的香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245-248页。
    [16][21]《告别港英》，中国社会出版社，第55、39、961页。
    [17]晓晨：《从新中国对港政策说起》，见《今日港澳》，1994年，第10期。
    [19]《香港问题文件选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页。
    [20]《泰晤士报》，1972年10月23日。
    [22][27]转引自《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60、57页。
    [23]《陈云文选》，第3卷，第228页。
    [24]史深良著：《香港政制纵横谈》，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第38页。
    [25]《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第188页。
    [26]卡尔·兰金：《兰金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