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从“二·二八”事件中，各主要群众团体散发的传单和“处理大纲”也可以反映出事变的性质是争取“自治”和“民主”。台湾民主联盟在“二·二八”事件告台胞书中写道：“自光复以来，我们六百万台胞受尽了政治腐败和贪官污吏的祸害，经济生活上的痛苦，军警暴力的压迫，职业上不平等待遇，这是我们日夜所怨叹和痛恨的，对于专卖局这回缉烟杀人不法的行为，只是政府极恶引起公愤的导火线而已。我们要认识清楚……我们要求政治上彻底的改革，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是我们决争的目标。我们是汉民族，应该和全国被独裁一党专政所压迫的同胞携起手来，我们可不要再乱打外省中下级政府人员和商民，他们和我们同一受政治腐败的痛苦，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一国民，同一汉族同胞……大家要理解以后要和国内同胞精诚团结，打倒恶劣腐败政治……共同争取民主政治”。[15]在事件中成立的“台湾省自治青年同盟”，其纲领的第一条明确指出，要以“建设高度自治，完成新中国的模范省”为奋斗目标[16]，这里哪有一点“台独”的影子？少数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把“二·二八”事件歪曲成“台独”是枉费心机的。
    “二·二八”事件发生后，台北成立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原本是针对缉烟血案和28日台北市的暴动，由官民共同组成对事件进行调解和善后的机构。随着事件发展成全省的起义以及官员的退出，“处委会”内部以王添灯为代表的中间偏左集团，在中共地下党员苏新等人的个人参与下，就提出了以实现高度自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方案，就是总计32条的“处理大纲”。如要求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及各处处长应以本省人充任，公营事业由本省人负责经营，立即实行县市长民选以及撤销专卖制度、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及生命财产安全等等。实际起莫32条大纲的苏新认为，当时提出“自治”是为了削弱国民党的统治力量，扩大台湾人民的政治权利，并非要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事实也证明，这个处理大纲也符合同年3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支持台湾人民的地方自治运动’的精神的”[17]。但在3月7日，“处委会”在中山堂讨论并通过32条的“处理大纲”时，由于左、中、右三派成员的激烈斗争使会场一片混乱。陈仪和柯远芬（台湾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从3月5日的密电中，当确悉蒋介石从江苏昆山急调的21军将于8日抵台镇压后[18]，为给镇压制造“证据”，事先布置了很多特务混进中山堂的会场，在一片鼓噪声中，“处理大纲”从32条增加到42条。新增的条款中，如“政治方面”第29条“本省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即时释放”，这就给镇压制造了“反抗中央分裂国家”的证据。苏新揭露该条是CC国民党特务，“国民党台湾铁道特别党部书记长黄国信提出，其他的特务分子叫喊赞成威胁通过的”。[19]因此“处委会”不是“台独”组织，其“处理大纲”总的精神和宗旨，也是反对腐败政治，争取高度自治。
    三、慰祭“二·二八”英灵，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二·二八”事件至今已经50周年了，今天我们重读1949年3月苏新在香港写的《愤怒的台湾》一书，对书中记叙的国民党军队血腥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行，依然怀着满腔的愤怒。“基隆市长石延汉指挥警察队到处捕人，捕了数百个‘奸匪暴徒’，用铁线串足，每三人或五人为一组，捆缚一起，单人则装人麻袋投入海中，天天海面皆有死尸浮出，致一般市民，在一个月之内，不敢食鱼介类。要塞司令史宏喜也率领‘武装同志’，逐日大捕杀。其屠杀方式残酷绝伦，20名青年学生被割去耳鼻及生殖器，然后用刺刀戳死，”“在台北方面……在铁路管理委员会里面办事的30余名青年一时逃避不及，被蒋军捕获，一律自三层楼上掷下，跌得头破骨折，血肉狼藉，不死者再补一刺刀，无一幸免”。台北各街道被屠杀的台胞尸体“都被投入淡水河里以至黄色的河水都变成了红色。”[20]而在3月17日开始的全省大“清乡”中，指挥清乡的警总参谋长柯远芬“宁可枉杀99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的”狂言，不禁又使我们想起1927年“七·一五”武汉反共时“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残暴。不过不同的是，面对大革命失败后蒋汪在各地的屠杀政策，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是“揩干了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去战斗了”。但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动本质和祖国大陆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一无所知的部份台胞来说，“二·二八”事件的后果就不一样了。被称为“台独教父”的彭明敏的父亲彭清靠先生，“二·二八”事件时任高雄市“处理委员会”主席。3月6日彭清靠率领涂光明、曾凤鸣、林界几位处委会代表，携同市长黄仲图和要塞司令彭孟缉谈判，要求制止军队滥杀无辜。因涂光明在谈判中破口大骂蒋介石和陈仪，致使涂光明、曾凤鸣、林界三人当场被枪毙，彭清靠被捆绑一夜后于7日被释。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称自己是华人”。[21]像彭清靠这种把国民党反动统治混同于中国，因仇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为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发展到今日彭明敏用“理论”来论证“台湾人不是中国人”的台湾人，终究是少数。但是“二·二八”事件导致部份台胞以“台独”为手段来摆脱国民党的统治，而从此陷进“台独”的深渊，这也确是事实。历史的发展证明：“台独”不是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台胞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下，台湾一旦独立，其实质也是要成为依附于某个大国、炮口对着大陆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为收复包括台湾在内的被日寇侵占的中国国土，仅在抗日战争中就牺牲了3500万中国同胞。在中华民族已经站立起来的今天，台湾再从祖国的版图上永远地分裂出去，何以告慰这几千万为国捐躯的英烈，何以告慰被污以“分裂国家”罪而含恨九泉的“二·二八”英魂！
    台湾的稳定和发展在于两岸关系的改善，两岸关系改善的基础在于台湾当局必须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份。台湾的前途在于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要求祖国统一。在纪念“二·二八”事件50周年之际，愿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面向未来携起手来，为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而努力奋斗！
    注释：
    [1]1947年4月5日上海《文萃丛刊》第二期。张琴：“台湾真相”--《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62页。
    [2]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3]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4]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5]1947年4月5日上海《文萃丛刊》第二期。张琴：“台湾真相”--《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41-143页。
    [6]1947年3月4日《文汇报》杨风：《台湾归来》--《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118页。
    [7]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8]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9]钟理和“二·二八纪事”，1988年3月17日高雄《民众日报》。
    [10]雪穆“我从台湾活着回来”，1947年4月5日上海《文萃丛刊》第二期。
    [11]董明德“台湾之春--孤鸟一月记”--1947年4月1日上海《文汇报》。
    [12]“台游杂拾”，1947年4月20日上海《人世间》。
    [13]“台游杂拾”，1947年4月20日上海《人世间》。
    [14]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15]《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229页。
    [16]《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195页。
    [17]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4月版，第118页。
    [18]1947年3月5日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致陈仪密电20227号，《台湾二·二八事件档案史料》第165页。
    [19]苏新：《未归的台共斗魂--苏新自传与文集》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4月版，第120页。
    [20]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
    [21]戴国辉、叶芸芸著《爱憎2.28》，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3月版，第75-76页，第78页，第91页，第10页，第14-15页，第11页，第217-218页，第284-285页，第309-3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