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市场对玉米的认可和玉米价格对生产的刺激
    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玉米之所以能够在我国山地广泛推广和种植，除了上述三大因素之外，市场对玉米这一新的粮食品种的认可和在价格上对玉米生产的刺激，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随着玉米在我国种植范围的扩大和总产量的提高，其中的一部分逐渐由劳动产品转变成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并取得市场认可。如早在乾隆时期，湖北一些州县的常平仓、社仓中已有了玉米的贮藏⑦，说明当时玉米已进入赈贷借粜环节，在粮食市场，消费者已把它与五谷一视同仁了。在19世纪末的陕西商州，丰稔之年，山民把玉米“驮运咸宁引驾卫销售，或易盐入山”[10](p81)。嘉庆时期，在云、贵、川交界的大娄山等边远地区，彝族民人“每逢场期”，将玉米等“背负出与汉人易换布匹针线等物”。[21](p189)在清末的广州府，还有将玉米“制入罐头贩外洋者”[10](p83)，玉米已进入海外商品市场。
    在粮食市场上，玉米的价格也非常可观，使种植者更加有利可图。如18世纪中期，在湖南桑植，虽然玉米“每石价不足当粟米之半”[25](p198)，但按照当时通行的稻米换算率，玉米的价格与稻谷已不相上下了；又如前文已述，即使在一些高海拔山地可以种植水稻，但玉米的单产往往超过水稻，且“大米不及苞谷耐饥”[13](p103)。所以，通过单产、价格和使用价值的比较，山地种植玉米显然较水稻有利。在18世纪中后期的南巴林区，每石玉米值四五百钱，为米价之半，但到了19世纪初，若遇歉收之岁，每石值银七八两，即使在丰收之年，亦需二两上下，与大米之价已大体相当了。[12](p2019)道光时期，在四川中江县，玉米的价格要大大高于大麦、高粱，接近大米和小麦，到清末仍是如此。[10](p831)19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四川南溪县，玉米、大麦、小麦的价格基本持平，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玉米的价格反而超过了大麦、小麦。[10](p832)
    这样看来，开垦山地种植玉米，一方面可以为垦山者提供生活所必需的食粮，另一方面，市场对玉米的准入且它不菲的价格，也刺激人们进行或扩大玉米生产。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必然会进一步引导人们从事这一低成本、高收益的开山种玉米的活动，扩大玉米在山地的种植范围和规模，提高玉米总产量。
    综上所述，在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在人地矛盾本已尖锐的情况下，人们没有理由不选择在高海拔山地从事玉米生产，因此玉米在山地得以大规模种植便是势之必然。对于这一行为的前景，时人曾有过梦幻般的遐想：玉米“青梗如竹，绿叶如茅，不惟裨益农田，抑可点染山色，令兹土者实有后望焉”[13](p62)。不可否认，大规模的开垦山地，种植“价值与谷相等，贮之于仓能历数岁，其梗叶可以代薪，糠秕可以饲猪”[5](p111)的玉米，对当时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确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它也对我国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且影响深远。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时官方和民间都渐渐认识到这一问题，一些地区也采取了相关的遏制措施，但收效甚微，而且这一行为至今仍在一些山区延续。
    收稿日期 2006-12-21
    注释：
    ①参见万国鼎《中国种玉米小史》，王思明等编：《万国鼎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197页。
    ②18、19世纪玉米在我国高海拔山地种植的具体情况，可参见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其遏止措施》一文（《中国农史》2006年第3期）。又，本文中的包谷、苞谷、苞芦、玉蜀黍和玉麦等，皆为这一时期有关地区对玉米的称呼，恕不一一注明。
    ③参见杨先芬《玉米、甘薯、谷子施肥技术》，超星图书馆电子版，第8页。
    ④杨先芬：《玉米、甘薯、谷子施肥技术》，超星图书馆电子版，第15～19页。
    ⑤参见前揭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遏止措施》一文。
    ⑥参见前揭张祥稳、惠富平《清代中晚期山地种植玉米引发的水土流失及遏止措施》一文。
    ⑦参见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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