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乾嘉考据学家之宋学背景
    清代考据学盛于乾嘉时期，然追溯其在清初之源流，则一般认为与顾炎武等人有密不可分之关系，即汪中所谓“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①。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在学术宗尚方面虽汉宋兼采，但也各有所主，业师孙钦善先生综论顾、黄、王三人曰：
    从总的思想倾向看，王夫之和顾、黄一样，也是反对宋明理学的。但细分起来，三人还有些差别，即：顾炎武反对陆、王，修正程、朱；黄宗羲修正陆、王，反对程、朱；王夫之则宗师张载，修正程、朱，反对陆、王。②
    也就是说，顾、黄、王诸人，无论其宗程朱抑或宗陆王，其根柢皆为宋明理学系统中人物。同时之张尔岐，其学亦“深于汉儒之经而不沿训诂，邃于宋儒之理而不袭语录”③。至乾嘉考据学家，自惠栋始，师法汉儒，标举“汉学”，排斥宋学，几与宋儒划清界限，此世人皆知。然细考其学术渊源，实与宋学有密不可分之关系，不少学者有宋学背景，此则或为时人隐而讳之，或为后人所忽略不道。
    例如，惠栋是高举“汉学”大旗的第一人，对宋代经学大加排斥，甚至说“栋则以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但对宋儒正心诚意、立身制行之学，却采取肯定的态度并树为楷模。即所谓“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④。而江永、戴震之学，本出自朱子故里，有深深的宋学烙印，江氏有《近思录集注》14卷，《河洛精蕴》9卷等书，就是最好的证明。戴震虽然痛责“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但不废性理，以闻道为治学之终极目标。章学诚明言“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⑤。又如王昶“治经与惠栋同深汉儒之学，《诗》、《礼》宗毛、郑，《易》学荀、虞；言性道则尊朱子，下及薛河津、王阳明诸家”⑥。其从清军征川藏，襄赞机务，战事结束，“大兵久撤，幕府清闲，乃借《性理大全》、《语类》、《或问》、《王文成公集》读之，求天人性命修身立行之要”⑦。又如卢文弨为桑调元婿，其自述称“弱冠执经于桑弢甫先生之门，闻先生说《中庸》大义，支分节解，纲举目张，而中间脉络无不通贯融洽，先生固以为所得于朱子者如是。盖先生少师事姚江劳麟书（史）先生，劳先生之学，一以朱子为归，躬行实践，所言皆见道之言，虽生阳明之里，余焰犹炽，而独卓然不为异说所惑”⑧。然则卢氏之学，初亦为宋学根底。又如邵晋涵，章学诚《邵与桐别传》详论其学术宗旨在宋学而不在于汉学。⑨刘台拱“十岁，心慕理学，尝于其居设宋五子位，朝夕礼之，出入里闬，目不旁睐，时有‘小朱子’之目。年十五，从同里王君雒师学，及见王予中、朱止泉两先生书，遂笃志程、朱之学”⑩。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因此，无论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儒，虽然对朱子多有讥讽，对宋代经学与理学持否定的态度，但对宋儒立身致行之学并不否定，且见诸行事。当时并未出现“汉贼不两立”的绝对状态，有之则自江藩《汉学师承记》始。皮锡瑞论曰：
    雍、乾以后，古书渐出，经义大明。惠、戴诸儒，为汉学大宗，已尽弃宋诠，独标汉帜矣。……宋儒之经说，虽不合于古义；而宋儒之学行，实不愧于古人。且其析理之精，多有独得之处。故惠、江、戴、段为汉学帜志，皆不敢将宋儒抹摋。（11）
    因此，乾嘉考据学家一方面坚主汉学，反对宋学；但同时对宋儒修身诚意之学并未全盘抹杀。惠栋曾说：“汉人经术，宋人理学，兼之者乃为大儒。荀卿称周公为大儒，大儒不易及也。”（12）后人执此言以为惠栋不反理学，实际上惠氏所指理学指宋儒修身诚意之学。换言之，即将汉儒训诂之学与宋儒立身之学统一起来，知行合一，方为大儒，即他所谓“章句训诂，知也；洒扫应对，行也。二者废一，非学也”（13）。此语可以认为是惠栋对上句话的最好注解。之所以提倡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自古理学之儒，滞于禀而文不倡；经术之士，汩于利而行不笃”的弊端。（14）这正是惠栋父子在立身制行方面宗尚宋儒的原因，也是惠氏将“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书为楹联而父子皆遵行不悖的思想背景和合理解释。明白此旨，我们对乾嘉考据学家的言行，才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二、乾嘉学者“实事求是”之局限
    《汉书·河间献王传》载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颜师古注云：“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乾嘉考据学家远承汉儒，以“实事求是”为宗主，将其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如卢文弨评价戴震之学“精诣独造，以求至是之归”（15）。钱大昕更是大倡“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16）。实事求是遂成为他们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当时学者，最喜将训诂考据之实与空衍义理之虚相比较。如凌廷堪云：
    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理义之学是也。（17）
    同时阮元也有相类似的论述，阮氏云：
    《汉书》云：“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儒之自遁于虚而争是非于不可究诘之境也，河间献王竟逆料而知之乎！我朝儒者，束身修行，好古敏求，不立门户，不涉二氏，似有合于“实事求是”之教。（18）
    在乾嘉学者看来，其所谓“实事求是”，所针对的是科举时文之虚、理学玄谈之虚、佛道异端之虚与好名务奇之虚。即凌廷堪所谓“伪士不可以乱真儒也，犹之鱼目不可以混美珠也；虚声不可以紊实学也，犹之燕石不可以冒良珏也”（19）。换言之，“实事求是之学”亦即“实学”，治经训诂，求学闻道，进而可推广至经国安邦，扶世济民。如阮元于嘉庆八年杭州奉御批云：“经济必从典谟中推求，无不可办之事。”（20）考经研史，有益于世，这是从帝王至考据学家一致的观点。
    但乾嘉学者言言有考、字字有据的“实事求是”之学，实际也是要大打折扣的：首先，他们的“实事求是”是建立在对孔、孟与《五经》完全信赖的基础之上；其次，是建立在对汉儒尤其是东汉如许慎、郑玄诸人充分信任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