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即今日本之冲绳县。据《中山世鉴》记载，隋大业中，遣使者羽骑尉朱宽到海外访求异俗，始至其国，因于万涛间见地形如虬龙浮水中，故称之为“流虬”。至明洪武初，改称琉球，时国分为三：察度王中山、承察度王山南、帕尼芝王山北。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遣行人杨载以即位建元诏告其国，中山王察度则遣其弟泰期随杨载入明朝贡方物，从此开始了两国间的友好往来。永乐二年（1404年），中山王世子武宁遣使告父丧，明成祖命礼部遣官谕祭，赙以布帛，遂命武宁袭位，从此明朝与琉球正式建立了册封关系（注：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祹琉球〉。）。
    （一）
    所谓对琉球的“册封”，指的是“修外藩礼，王薨则世子嗣位，遣使请命，朝廷遣文臣二为正、副使，持节航海册为中山王”（注：龚柴《中国海岛考略》，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明朝对琉球的册封，自洪武五年至崇祯二年（1629年）共16次，派出册封使臣29人。大抵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洪武五年至洪熙元年（1425年）。这阶段初期因琉球尚未统一，派出的使臣不仅册封中山王，亦册封山南王。至永乐二十年，尚巴志即位，先灭山北，次平山南，统一琉球后（注：黄景福《中山见闻辨异》，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明朝对琉球的册封始专指对中山王的册封。这阶段派出的册封使尚未按明朝封锡藩王的规定，派遣给事中和行人为使臣，而是派出中官或行人。具体有如下4次：
    洪武五年，遣行人杨载封中山王察度；永乐二年，遣行人时中册封中山王武宁、山南王汪应祖；永乐十一年，遣行人陈季若册封山南王他鲁每；洪熙元年，遣中官正使柴山、副使阮鼎，册封中山王尚巴志。
    第二阶段自正统八年（1443年）至成化十五年（1479年）。这阶段开始派遣给事中和行人为正、副使，分别授予麒麟、白泽公侯伯驸马之服，以示朝使殊荣。这阶段的册封使臣尚无进呈《使琉球录》的习惯，而存放在礼部的有关册封旧案又因遭火灾烧毁，故详细的册封情况已无案可查。具体有如下7次：
    正统八年，遣正使给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刘逊，册封中山王尚忠；正统十三年，遣给事中陈傅、行人万祥，册封中山王尚思达；景泰三年（1452年），遣给事中陈谟、行人董守宏，册封中山王尚金福；景泰七年，遣给事中严诚、行人刘俭，册封中山王尚泰久；天顺六年（1462年），遣给事中潘荣、行人蔡哲，册封中山王尚德；成化六年，遣给事中官荣、行人韩文，册封中山王尚园；成化十五年，遣给事中董旻、行人张祥，册封中山王尚真。
    第三阶段自嘉靖十一年（1532年）至崇祯二年。这个阶段自陈侃开始，每次册封使都能把“亲历其地，目击其事，山川风俗之殊，往来闻见，悉出实录，因采辑事迹，撰述成书”，名为《使琉球录》，返国后交付史馆，以备采集（注：夏言《复议给事中陈侃等进呈使琉球录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因此，这阶段的册封情况较为详尽，具体有如下5次：
    嘉靖十一年，遣给事中陈侃、行人高澄，册封中山王尚清；嘉靖三十七年，遣给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际春，册封中山王尚元；万历四年（1576年），遣给事中萧崇业、行人谢杰，册封中山王尚永；万历二十九年，遣给事中夏子阳、行人王士祯，册封中山王尚宁；崇祯二年，遣给事中杜三策、行人杨抡，册封中山王尚丰。
    明朝对藩王的册封甚为重视，按规定，遣往安南、朝鲜者，以编修、给事中等官为使；遣往占城、琉球者，则以给事中、行人等官为使。这些给事中、行人虽然官阶不高（注：按《明史》卷七十四，职官志载：六科左右给事中从七品，行人司行人正八品。），但皆担任要职。如给事中系常朝在奉天门上御座左右侍立的近侍官，兼主奏对，故必选“体貌端厚、语言的确者，以壮观班行，表仪朝宁”，一般都“以器识远大、学问该博、文章优赡者充之”（注：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七，第90页。）。而行人“非册封亲王使外国，赍捧诏书之类不差”，故咸以进士任之。永乐时，行人因晋升较慢，九年才得升为六品官，人多不乐，曾以“非进士不除，非王命不差，非馈赆不去”讥其滥，但至成化时，这种情况已有所改变，“九年得升各部员外郎，三年得选任御史”，可见朝廷对行人的职责已颇重视，行人亦各自珍重，不辱使命（注：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卷六，第72页。）。这些遣往琉球册封的给事中和行人，完成任务返国后，朝廷一般都予以晋升职务，如嘉靖十四年返国的给事中陈侃升任光禄寺少卿，行人高澄升任尚定司司丞（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二，嘉靖十四年十二月丁酉。）。
    然而，往琉球册封风险较大，航海时屡遭风涛，免不了受覆舟之险。如万历七年前往册封的萧崇业、谢杰，船至中流后即遭遇飓风，雷电雨雹一时总至；万历三十四年前往册封的夏子阳、王士祯，其险尤甚，航行途中，风涛大作，舵裂桅折，自认必死无疑（注：谢肇淛《五杂组》卷四，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7年版，第110-111页。）。加之有些史书对琉球的记载失实，如《大明一统志》所载琉球之事云：“落漈者，水移下不回也，舟漂落百无一回”；“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注：夏言《复议给事中陈侃等进呈使琉球录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三。）。于是，当时被派往册封的使臣，“率悒悒忧动色”（注：屠应埈《送给事陈君使琉球序》，载《明经世文编》卷二三六。）。有的甚至“各藏一空柩，柩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系银牌，重若干两。倘遇风波之恶，知不免，仰卧柩中，以钉锢之。舟覆而任其漂泊，欲俾渔人见之，取其物，舁柩置于山岛，俟后使者过载以归。”（注：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四，中华书局1993年版， 第140-141页。）
    另者，往琉球册封既耗资又费时，即所谓“采木各路，骚动夫役，开厂监造，縻费官帑，奸吏假手，为弊无穷，经时累岁”（注：徐葆光《中山传信录》，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就以夏子阳与王士祯来说，万历三十一年受命往琉球册封到福建后，因倭寇及荷兰殖民者在沿海一带骚扰，一时无法成行，在福建足足等了两年多才勉强渡海（注：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三，〈外国传祹琉球〉。）。鉴于上述原因，故至万历年间，有些地方官员则上疏请求改变对琉球册封的形式，认为“如此而使给事、行人，天子之近臣，冒万死一生，以荣海外之裔夷，不亦可已乎”。其中如万历二十三年，福建抚臣许孚远上疏建议：“遣使臣一员，赍敕到福建省城，听其差官面领；或遣惯经海涛武职一员，同彼差官前去。”这个建议虽然为朝廷所采纳，同意“遣官颁封福建省城，听彼国使臣面领”。但至万历二十八年琉球乞求照旧遣官时，朝廷又下令“选惯海廉勇武臣一员，同他请封使臣前往行礼，不必采木造船，以滋烦费，亦不许多带人役，骚扰彼国，有失朝廷柔远至意。”而当翌年琉球复乞差文臣时，朝廷再次下令“既遣官恳请，照旧差文官去”。如此三易明旨，终究不能改变初衷，仍遣文臣前往册封，且一直维持至明末（注：李廷机《乞罢使琉球疏》，载《明经世文编》卷四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