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万世师表”，《六经》为“万世教科书”，圣人的权威与地位不容挑战与怀疑。乾嘉学者对诸经与旧注笼统视为同一思想体系来相互引证阐释。如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引用《易》、《诗》、《乐记》、《中庸》、《大学》、《论》、《孟》及郑玄、许慎之说相互疏通证明，但这些书非成于一时，其思想意识各自不同，且诸书“理”字有其专义，并非同一意义上的哲学含义。正如孙钦善先生所言，“实际上不但六经之间，经注之间的思想内容不尽相同，就是孔孟的思想也是各有其特点的，决不应混同”。（21）
    又如对于《诗经》的研究，乾嘉学者多遵从《毛传》与《郑笺》，视其为周公、文王教化之典谟。例如《野有死麕》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诱”《毛传》训为“道”，欧阳修释为“挑诱”，深得风人之旨。然戴震《毛诗补传》卷二谓“怀春者，设言女之情。诱之者，托言己之愿。……其吉士好色而不至于淫，其女子含贞一而不可犯干。诗于善兼之矣。”（22）钱大昕谓“言贞女有洁清之操，士当以六礼导行之”（23）。此种解释，较之欧阳修与明代公安、竟陵诸家，以解“五七言”之法而读《诗经》，更是一种曲解与退步，当然从经学史的层面而言，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乾嘉学者溯源而上，求儒学之本根，他们认为汉儒训诂释解，学有师承，去古未远，的然可信。如惠栋论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24）
    又钱大昕论云：
    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25）
    钱氏还认为，东汉复不若西汉经学之可信，其论《春秋》曰：
    盖宣尼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多见于《论语》，西京去古未远，犹有传其学者，今所存唯东汉诸儒之说，而《春秋》之微言绝矣。（26）
    孙星衍所论较钱氏为更详，他指出汉儒承上启下的重要性与其存古之功。其云：
    汉代诸儒，承秦绝学之后，传授经文经义，去古不远，皆得七十子之传，若伏生、郑康成，其功在经学绝续之际，较七十子为难，又迥在唐宋诸儒之上。（27）
    经学与汉儒的权威性不可动摇，则乾嘉学者治学，势必依经释解，缘汉儒之说为说，虽然在训诂考据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对汉儒之说多所纠正，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保守的而不是开放的。他们打碎了宋明理学的枷锁，抛弃了宋儒所维护之“道统”；但他们又戴上了汉儒经学的枷锁，维护着另一种“道统”。孙钦善先生曾论顾炎武曰：
    他宗宋儒，法孔孟，带有卫道气息，排斥叛逆精神，远不如黄宗羲、王夫之的思想开明。这种自相矛盾的特点，在清代正统考据学派中，一直沿袭下去。（28）
    先生此言良是，无论是顾炎武、黄宗羲等人，还是惠栋、戴震、钱大昕诸家，在思想上皆不具有梁启超所比喻的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启蒙”性质，皆具有自相矛盾的特点，而其“实事求是”，也是一种在膜拜《六经》、尊崇汉儒前提下的先验论而已。但无论如何，其治经诂字方面，因音求义，讲求本根，追源穷委，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其重知重行，不尚凿空、甘于寂寞的治学的态度；其不重玄谈，“寓义理于训诂之中”的治学理念；以及颠覆宋明理学所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与经术治国的观念思想等，都给了后人以极大的影响。
    三、著述难为稻粱谋
    乾嘉考据学兴盛，世人推论其因，多归之于清廷禁书与文字狱所致。龚自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话语言，后人常以为信史而引证之。陈寅恪曾谓清代史学不振，“未可悉由当世人主摧毁压抑之所致”，其论甚伟。然究其原因，陈氏复以为“往昔经学盛时，为其学者，可不读唐以后书，以求速效。声誉既易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29）依陈氏之说，则当时考据学家皆利禄之徒如汉代治经者，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者也。然如详辨当时考据家之情状，即知此说为不然。
    即以科举功名而论，乾嘉时考据学家多功名黯然，屡败科场，其求生之手段，或入幕府，或修志书，生活无助，常困衣食者，在在而有，比比皆是。乾嘉学者多不擅时文，以江藩《汉学师承记》中所列诸人而言，掇巍科者，以金榜为最，其为乾隆三十七年一甲第一名及第，其次则王鸣盛为乾隆十九年庄培因榜、江德量为乾隆四十五年恩科汪如洋榜、洪亮吉为乾隆五十五年恩科石韫玉榜一甲第二名及第，卢文弨为乾隆十七年恩科秦大士榜一甲第三名及第，余则邵晋涵为乾隆三十六年恩科会试第一名，然殿试在二甲第三十名。他如钱大昕、王昶、朱筠、武亿等中进士者，皆在二、三甲之列，若戴震之进士名，乃清高宗之所赐。即金榜、江德量、卢文弨，虽名在三甲，然或早退林下，或著述为业，仕宦皆不显赫，更无财富利禄之可言。
    他若江永、惠栋、沈彤、余萧客、江声、汪中、江藩、臧庸等，则或屡败科场，或绝意不为时文以终其身。惠栋乡试，因用《汉书》见黜。江永乃一代通儒，且其所编《乡党图考》、《四书典林》，帖括之士窃其唾余，取高第掇巍科者数百人，而永以明经终老于家。又乾隆元年举博学鸿儒科，沈彤被荐入京。全祖望评曰：“君平生有所述作，最矜慎，不轻下笔，几几有含毫腐颖之风，予以为非场屋之材。而君果以奏赋至夜半，不及成诗而出。”（30）又胡虔记“戴东原震数应礼部试，分校者争欲致之门下，每于三场五策中物色之，不可得。既乃知其对策甚空，诸公以戴淹雅精卓，殆无伦比，而策则如无学者，大是异事。钱辛楣詹事曰：‘此东原之所以为东原也。’戴中壬午江南乡试，年四十矣。出青田韩锡祚房，其文诘屈，几不可句读。后以征修四库书，得庶吉士。”（31）清季李慈铭曾论曰：“盖汉儒之经学，为利禄之路，其从师传业者，无异今之举业。而国朝诸儒之学，则实与时背驰，宜其愈上而愈困也。”（32）乾嘉诸儒，虽治汉学，然与汉时学术与时代皆不相同，诸人皆注全力于经史，则场屋文字不时作，比至考场，自然生疏；又科举时文，皆须烂熟《四书》朱注之类，而诸人又不喜朱子，则其落选也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