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仕即旋或终身不仕者，如江永之处里党，以孝悌仁让为先，人多化之。又尝劝乡人输谷立社仓，行之三十年，一乡之人不知有饥馑。余如沈大成、余萧客、汪中、汪元亮、孔广森、厉鄂、吴骞、袁廷梼、鲍廷博、黄丕列、顾广圻、钱坫、朱骏声、朱彬、江藩、章宗源、洪震煊、钮树玉、焦氏父子循、廷琥，马氏兄弟曰管、曰璐，李氏兄弟富孙、遇孙，梁氏兄弟玉绳、履绳，臧庸等，亦皆为乡里表率，士中贤人。其虽不能以经术饰吏事，所谓“以夙昔经术，发为经济，移孝作忠，为当代名臣”，（35）然亦非消极避世也明矣。如汪中曾论其志云：“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平日则自食其力，而可以养其廉耻，即有饥馑流散之患，亦足以卫其生。何苦耗心劳力，饰虚词以求悦世人哉！”（36）当时学者之心，亦多如之。
    此可见，乾嘉考据学家绝非隐士，更非因惧祸而逃避现实，这其中以焦循的言行最为典型。焦氏称自己“尚论古今循吏而心慕之，思为亲民官。虽以疾跧伏乡里，时时静察夫民之情”（37）。由于身体的原因，焦氏并未积极入仕，而是以多疾之躯治《易》，自称“余以病家处者十年，每莎笠短衣，与一二佃客杂刺船湖中，不知余姓名者或亦谓非尝刺船者也。然余逢人必告以姓名，唯恐人疑余为隐于舟者”。（38）在谈到反对隐的理由时，焦氏说：
    人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有周公、孔子之学而不仕，乃可以称隐，然有周公、孔子之学则不必隐。许由、巢父、沮溺、荷莜丈人、东郭平原、朱桃椎、仲长统之流耳，自负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咏风月则有余，立异矫世、苦节独行则有余，出而操天下之柄则不足。巢父、许由必不能治鸿水；沮溺、丈人必不能驱猛兽、成《春秋》以惧乱臣贼子；四皓、严光必不能与萧、曹、邓、寇并立功勋。是故耕而食、凿而饮，分也；出则为殷浩、房管，贻笑天下。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圣人之藏，所以待用也。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悖也。隐，不隐者也。故曰：不可隐，不能隐，亦无所为隐也！（39）
    焦循以治世致用为标准，打破了以隐为高尚的传统观念，讥刺自古以来的隐逸之士是“无可用之具而自托于隐”。乾嘉学者无论仕与不仕，都反对消极隐遁，焦氏此语足以代表他们的心理。
    王念孙谓“学问、人品、政事，三者同条共贯”（40），此儒者入世之理想。然世能兼之者，则既决于其人，亦决于其时。乾嘉诸儒，处和平之世，繁盛之局，故既不能持戈跃马，立万世之功而彪炳史册；亦不能徜徉林下，托故国之思，以歆动后人。然上列诸人，居官尽职，处里必贤，较宋学人物如清初以来熊赐履、李光地、方苞诸人之假道学，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后人每谓其畏祸自全，消极避世，埋头古籍，无关民生；甚或以为其误国误民，导致晚清科技不兴，落后挨打，并戴以“落后”、“琐碎”、“务虚”、“反动”等帽子，此可谓站在今人的立场上苛绳古人的典型心理。
    综前所论，乾嘉考据学的兴盛与衰微，有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也有其学术内部发展的自身演化脉络。在急功近利的今天，面对清代遍布南北的考据学家和他们插架森森的著作，很少有人愿意读完一部他们的著述，在他们训诂考据的词语密林中，认真寻觅他们的思想火花与真知别解。因此，从当时至今日，虽然已经走过了近二百年的历史，但学术界仍未摆脱如江藩、方东树、皮锡瑞、章炳麟、梁启超、钱穆、陈寅恪等人的认识与评价，甚至对他们明显的误说偏见，也仍坚执为确说真解，屡屡引证，据为典要。我们认为，如果对乾嘉考据学家的思想与学术做不到梳理釐清与深入研究，则对近现代学术界的探究，也无法做到导源穷委，剖析肌理，因为近百年的学术界，与乾嘉考据学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与系联。
    注释：
    ①凌廷堪著，王文锦点校：《校礼堂文集》，卷35《汪容甫墓志铭》引汪中语，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0页。
    ②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886-887页。
    ③钱载：《张处士尔歧墓表》，见《碑传集》，第11册，卷130，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875页。
    ④王昶：《春融堂集》，卷22《为顾秀才千里广圻题其兄抱沖小读书堆图》，《续修四库全书》本，集部第1437册，第587页。
    ⑤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内篇二·书朱陆篇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77页。
    ⑥阮元：《诰授光禄大夫刑部右侍郎王公昶神道碑》，《碑传集》卷36，第3册，第1063页。
    ⑦严荣：《述庵先生年谱》，卷上乾隆三十六年条，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