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与现代的检视
    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首先，这次现代化讨论是知识分子对30年代经济危机、民族危机双重打击的一个思想回应，反映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统治基础因民族矛盾日益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导致的内部分化、动摇、离析，体现了知识分子企图寻求现代化以摆脱危机的殷殷爱国之情，因而是爱国进步的。其次，这次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多数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必须首先扫除这两大障碍，才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并且在现代化模式取向上，多数知识分子否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主张走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与我党新民主主义理论相比，固然幼稚不足；但与同期仍执迷于“全盘西化”的胡适、陈序经相比，是一大进步，也体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认识上的一大跃进，应予充分肯定。再次，从经济视野探讨中国现代化问题，跳出了习惯于从文化角度讨论现代化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一个进步。近代中西交接，给中国人带来的震动，最大的莫过于中西文化的撞击：“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上而有亡天下之感”（34）。因此，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中国文化能否延续、统一。自然，人们就习惯于过分夸大文化的功能，视作包治百病的良药，救国救民的根本。胡适说：“中国的问题是她在多种文化的冲突中如何调整的问题。中国现在的一切麻烦都可归咎于在将近六十年间尖锐的文化冲突中未能实现这种调整”（35）。这种文化决定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在文化上探寻中国现代化本无可厚非，但把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归结为文化问题就是一个思维误区了。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则是五四以来从经济方面探讨现代化的较难得的一次。编者在前言中特地要求作者“注重于经济方面”，“集中讨论生产现代化”。26篇文章，绝大多数都是从经济上探讨现代化问题的。最后，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为稍后的东西方文化大论战提供了取代“西化”的“现代化”概念，进而使其内涵得到丰富、完善，加深了对现代化的理解。1935年爆发了“中国本位文化”派与“全盘西化”派的大论战，最终，多数论者渐渐摒弃“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转而采用“现代化”概念。这表明人们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深化了。冯友兰指出：“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我们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36）。论战中，人们不仅较多地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而且对其含义在1933年初步界定为工业化的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的阐发，增加了科学化、合理化的内容。张熙若指出：“现代化有两种：一种是将中国所有西洋所无的东西，本着现代的知识、经验和需要，加以合理化或适用化”，“另一种是将西洋所有，但在现在并未合理化或适用化的事情，与以合理化或适用化”。他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从发展自然科学、促进工业发达、提倡各种现代学术、讲求科学方法等四个方面去努力争取。（37）中国知识分子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完善了现代化的内涵，提出了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等要素。这比较接近于战后西方学者提出的现代化概念，且要比他们早约20年。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迫在眉睫的抗日救亡，由于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发展的贫弱，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独裁箝制民主，也由于中国圆熟的传统农业文化所具有的抗拒现代化的惰性等多种因素，便得这次现代化讨论没有充分展开，理论水平不高，存在着严重的时代局限。首先，现代化讨论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当时知识分子多从经济方面来理解现代化，几乎把它等同于“工业化”、“产业革命”。这就阉割了现代化概念的丰富内涵，失之于偏狭。现代化是一个触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各方面转型的系统工程。因此，这场现代化讨论只谈经济上的现代化而不谈政治、社会、文化、人的现代化，就显得严重不足，没有充分展开。其次，这次现代化讨论，虽然多数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道路，但并没有解决过渡时期如何保证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关键问题，比如领导权、经济制度等问题，又使其在40年代偏离了方向，为政治上取美国式民主，经济上取苏联计划经济的“中间路线”埋下了伏笔。再次，30年代知识分子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认识也是肤浅表面的。他们认识不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批判也失于形而上学。社会主义是什么，在当时人心目中简单地等同于国营经济、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公有制，有的甚至混同于法西斯主义（如谷春帆）。他们仅看到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表面成就，看不到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他们也认识不到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两种文明类型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诸如两者都是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都立足于发达的市场经济等等。
    统而言之，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但从中国现代思想史角度看，它毕竟提出了社会主义指向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上的深化，为以后迅速接受社会主义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因此，这场讨论在基本方面应予肯定。
    注释：
    （1）江公怀：《中国经济路向的转变》，《东方杂志》1932年11月1日（2）（6）（7）（16）《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前言，《申报月刊》，1933年7月，第2卷，第7号（3）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四册，第143-144页。
    （4）（5）王方中：《1927-1937年间的中国民族工业》，《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8）《〈新青年〉宣言》，《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4页（9）（10）（11）（13）（14）（35）（36）（37）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7-168、47、71、361、366、631、338、458-459页。
    （12）佛泉：《几条必经之路》，《大公报》1932年7月2日（15）（17）杨幸之《论中国现代化》，《申报月刊》第2卷第7号，1933年7月（18）罗吟圃《对于中国现代化问题之我见》，同上（19）（32）张素民《中国现代化之前提与方式》，同上（20）杨端六《中国现代化之先决问题》，同上（21）金仲华《现代化的关键在普及教育》，同上（22）（29）诸青来《中国实业现代化问题》，同上（23）（24）（25）董之学《中国现代化的基本问题》，同上（26）李圣五《中国现代化的条件与方式》，同上（27）陈彬和《现代化的方式与先决条件》，同上（28）闰年《国民经济原理之改造与中国现代化》，同上（30）（31）郑林庄《生产现代化与中国出路》，同上（33）唐庆增《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同上（34）《梁漱溟全集》第二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