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和商品经济发展，作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综合管理的行政区划（简称政区）面临着许多新任务和改革要求。建立完善与经济改革配套的新行政区划体系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据统计，我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长度为528 000 余公里（不含国界线、海岸线），由法定线、习惯线、争议线三部分组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共有67条省界线（不包括台湾省），只有一条（广东省与海南省）省界经过勘定属法定线。截止到1997年1月底， 全国共确定省域法定线9909公里，其余66条均从未全面勘定过，属历史沿袭下来的习惯线。在528 000公里的省界线上，约有18%（93 600 公里）已存有省界争议；77%（400 000公里）形成了习惯线。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口的增加，资源进一步开发，省界上争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水域等自然资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突出。从争议面积的分布看，西部地带最多，约达130 000多平方公里， 中部地带次之，亦有17 000多平方公里；东部地带较少，约为700多平方公里。 省界争议若久拖不决，往往会导致纠纷迭起，诱发民族宿怨，影响团结。因此，新政区划分及勘界工作得当与否，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商品流通和社会安定，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作为政治现象，政区由国家立法所创置和变更，有可变性一面；另一方面从历史传统看，又有继承性特点。政区一经划定，往往能较长时间稳定下来，即使旧的国家机器被打破，但旧政区却常被保留。这种长期延续性又在人们思想意识上形成强烈的地域观念，使之成为一种不易改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由于这种继承性特点，我国的省辖区域从历史上遗传了许多不合理因素。为促使省域划分及勘界工作的深入讨论，对历史时期省域沿革特作考察。
    众所周知，省是我国当前最高一级地方行政区划。溯其渊源，可到魏晋之行台，杜佑在《通典·行台省》中曾说：“行台省魏晋有之。”东汉中央“虽置三公”，但“事归台阁”，习惯上遂以中央政府为“台”。魏晋以后朝官称台官，中央军称台军，因军事关系临时设置的中央派出机构称“行台”，长官名“大行台”，作为征战、讨伐而设的军事机构，不理民政，权位特重。少数民族政权惯行此制，西魏拓跋鲜卑宇文泰统治关中，与东魏对抗，在同州（陕西大荔）设有行台。拓跋鲜卑血统的李唐王朝在打天下时“亦置行台，贞观以后废”。降至金代，于中央置尚书省，在全国襟带地区置行台尚书省，如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陕西，不久罢废。行台尚书省除不设尚书令外，一切官属与中央同，但行台官品均低于中台一等。章帝时又对所派出戍边出征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的宰臣称“行省于某处”。至金末时由于军事需要也派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因之系有地名的行省便应运而生，但这些均为带有军事色彩的临时差遣，而非定制。
    一、元明清省制
    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宣布就任蒙古国大汗。4年后，改国号为“元”，是为“元世祖”。然而， 由于西方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利四大汗国的相继分立，忽必烈直属的封土仅为往昔蒙古中部和哈刺温山以南的金、夏旧地。为便于处理中央和地方事务，忽必烈相继在首都开平、燕京（今北京市）及京兆（今西安市）、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等地建立“中书省”和“行中书省”机构。这一时期的“行省”大都属于“中书省”临时派出机构，主持地方事务，因事而设，事已则罢，没有相对稳定的治所和辖区。如“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从1260年到1273年，先后在京兆、利州（今四川广元）、兴元（今陕西汉中市）三地往返迁易治所，其管辖区域也常在变化。
    公元1273年元军大举南下，淮河以南直到南海之滨疆域尽入元朝版图。《元史·地理志》记，“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就在元统一全国疆域后，忽必烈为加强国家统治效能，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在全国范围内改设管理机构。在中央把隋唐以来沿袭的三省六部制改为一省制，只设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在地方一反汉唐宋金以自然区划分政区之所为，在全国设置了11“行中书省”。之所以名行中书省，是与中央政府中书省相联系，实为中书省派出机构。
    中书省元代又名都省，为全国行政中枢，兼辖腹里。它既为中央首脑机关，又兼地方行政，这在我国古代政治制度中是仅有的一例。作为地方行政机构，中书省直辖靠近京城（北京）周围腹里地区（今河北、山东、山西3省及内蒙、辽宁一部分）。作为行政中枢，又总领11 个行中书省，即：河南江北行省、陕西行省、四川行省、甘肃行省、云南行省、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行省、辽阳行省、岭北行省、征东行省。据《元史·地理志》记，各行省辖区为今：
    河南江北行省：如名称所示，辖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及江苏、安徽、湖北长江以北。
    陕西行省：辖今陕西全省及内蒙古河套以南、甘肃东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
    四川行省：辖今四川大部和湖北省西南部及贵州东北部。
    甘肃行省：辖今甘肃西部、宁夏北部、内蒙西部、新疆东部和青海东部。
    云南行省：辖今云南省和四川西南部及贵州西部。
    江浙行省：辖今浙江、福建全省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和江西省东北部。
    江西行省：辖今江西大部和广东省东、中部。
    湖广行省：辖今湖南、广西两省和湖北南部、贵州东部、广东西部。
    辽阳行省：辖境西起滦河、辽河、嫩江，南极朝鲜东北，东达于海，包括乌苏里江以东和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
    岭北行省：主要辖区为今蒙古人民共和国。
    征东行省：辖今朝鲜半岛。
    行中书省和以前各王朝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性质有所不同，既是中央派出机构，代表中央，又是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代表地方，直接领有路、府、州、县。使中央权力下移了一个层次，地方机构上升一级，大大靠近中央。它的两重身份使上下紧密结合，混然一体，形成“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从机构设施看，竟是中央中书省的缩影，中书省别有中书令以典领百官，会决庶务，在全国施展行政大权为行中书省所无外，其他设置全同。高级长官有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等。《元史·百官志·行中书省》条记，他们“掌国庶务，统郡县，镇边鄙，与都省成表里”，“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军国重事，无不领之”。
    从各行省所辖区域看，元代之划行省，用意在于控制地方，打破过去以山川河流为分界的自然经济地理区划，不使某一大省区完全掌握整一形胜之地以据险而成割据。魏源在《圣武记》卷12论及元代省域时写到，“合河南河北为一黄河之险失。合江南江北为一长江之险失。合湖南湖北为一洞庭之险失。合浙东浙西为一钱塘之险失。淮东、淮西，汉南、汉北，州县错隶而淮汉之险失。汉中隶秦，归州隶楚，又合内江外江为一而蜀之险失”。
    明朝因袭元代行省制度，从性质上看已不像元朝那样作为中央分驻到地方的机构，直接控制地方之势已不存在，行省正式成为地方一级最高行政区划。但省辖区域的不合理划分却基本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