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八年，郑文焕因疯戳死其妻，审官依照过失杀妻勿论例与疯病杀人本例，将该犯拟以永远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因疯杀妻虽得勿论仍应监禁》。）。道光二年，云南人郑汶甲因疯殴死其妻旋而痊愈，刑部令依照殴妻至死本律定拟（注：《刑案汇览》卷四九《刑律诉讼·子孙违犯教令·因疯杀妻致父自尽仍拟绞监候》。）。嘉庆十一年，段李氏因疯殴死其夫，初审官依照过失杀夫本律将其问拟斩决，内阁亦以李氏著即处斩票拟进呈，嘉庆帝以为妻杀夫固当按律问拟，然因实系疯发殴死其夫，究属一线可原，不可不量予末减，乃令“嗣后遇有此等妇人因疯殴死本夫之案，确凿无疑者，刑部仍按本律定拟具题，著内阁核明，于本内夹叙贴标，拟九卿议奏及依议斩决双签进呈，候朕定夺”（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因疯及误杀夫之案向不夹签》。）。也就是说，妻杀夫先要按本律定拟，最后由皇帝酌量情形裁断。由此可见，妻杀夫不仅在审断程序上比夫杀妻复杂，而且在量刑上也要比夫杀妻严厉。
    至于兄弟、姐妹之间因疯致死案件，笔者只见到兄长杀弟之案。嘉庆元年，刘族蛮因疯殴死胞弟，南抚依过失杀期亲弟妹律拟以勿论，刑部改拟永远监禁（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胞弟虽收赎仍监禁》。）。嘉庆八年，四川人唐尚蕣因疯戳死胞弟，旋而病愈，审官援照通行服制拟以流罪发配，刑部改拟永远锁锢（注：《刑案汇览》卷三二《刑律人命·戏杀误杀过失杀伤人·因疯杀人虽罪不至死仍监禁》。）。由此推断，弟妹杀死兄长，其所受处罚至少不会比兄长杀死弟妹为轻。
    最后，从官民关系而言，部民因疯杀死官长所受处罚也要比杀死“平人”为重。同治九年，浙江嵊县人庞某因疯闯入县衙，杀死县令及其两名家属。按照道光四年例，杀死平人一家三命以上者，拟斩监候，秋后处死。但由于县令为朝廷命官，纲常攸关，经浙江巡抚审拟、刑部复核，庞某于省府凌迟处死，首级解回原籍示众（注：《刑案汇览续编》，台北文化出版社1970年版，2351－2354页。）。
    三
    除了杀伤人命案件外，清廷对其他疯人“滋事”案件也论其“犯罪”性质而采取相关措施。这些案件主要有二类，一是疯人捏写“逆词”案，一是疯人擅入“宫禁”案。
    由于“疯发无知”，精神病人总不免胡言乱语，识字者则有可能书写“违逆”之词。按《大清律例》，凡捏造妖书、妖言及诈为制书者，皆斩（注：《大清律例》卷二三《刑律·盗贼上·造妖书妖言》及卷三二《刑律·诈伪·诈为制书》。）。那么，遇到精神病人造作“逆词”时，当如何处置呢？
    就笔者所见，刘芳杰投递狂谬字帖案是清廷受理的第一起疯人造作“逆词”案。雍正八年七月，疯人刘芳杰忽发奇想，竟投帖求拜广西巡抚金鉷，红封上大书“真明天子刘芳杰拜”。金鉷以其胆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出此逆词，奏请于“广众之中尽法处死，以儆地方所有疯人”。雍正帝不以为然，批云：“若实系疯病，何必至于处死？”（注：《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十九册，53页。）由此看出，一向以严刻著称的雍正帝对疯人书写“逆词”还持比较宽容的态度。但到乾隆时，造作“逆词”之疯人则远没有刘芳杰幸运。
    乾隆十八年，疯人丁文彬以呈献其编造的《文武记》、《太公传》、《时宪书》等书而被拿获，尽管承审官认定其素患疯疾，但因书中“大逆不道之言甚多”，仍拟以凌迟处死，亲属缘坐，奉旨允行。（注：《清代文字狱档》上册，11－40页。）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疯人林时元因向福建巡抚定长抛掷其所写“逆词”而被拿获。闽浙总督杨廷璋等严加刑讯，谓其“实系病发疯狂，并无为匪实迹及抄传流播情事，但以狂悖邪言公然书写抛递，大为风俗人心之害，且边海地方尤当严行惩治，以昭炯戒，不得因其疯病稍为轻纵”，奏请依照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例，拟斩立决。得旨允行（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六辑，698－700页；十七辑，256－257页。）。同年三月，疯人刘三元也因假托梦语，书写“悖逆”纸张而被查获。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依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奉旨准行。（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七辑，136－137，226－228，652－654页。）同年八月， 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八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八辑，687－689，757－758页；十九辑，69－72页。）
    由于疯人捏写“逆词”案连续发生，如何予以防范也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乾隆二十八年十月，吏部尚书陈宏谋、湖南按察使五诺玺先后奏请对疯病之人严加防范以杜贻患。五诺玺奏云：
    地方疯病之人，已奉有定例，责成亲属报官，令该地方官亲发锁铐，严行封固，如无亲属，即行锁禁，若曾经杀人，永远禁锢，立法已属周备。但例内所指专为疯病逞凶者而言，更有一种粗知文义，赋性不驯，稍因失意之事，始而佯诈疯狂，继则昏迷罔悟，忽明忽昧，信口妄言，如醉如痴，任意书写，或捏造妖言，或逞其梦呓，事发到官，在本犯予以极刑固所应得，而牵涉亲朋，缘坐家属，株累颇多。此等疯犯虽平日形迹并无凶悍之状，而流毒更甚于行凶杀人。保邻亲属见其明昧相半，不行报官，而地方官亦因其状非悍，少疏管束，一旦酿成事端，贻患非浅。应请嗣后除真正疯狂凶悍之人，仍照例查报，分别锁禁外，如有此等状类昏迷，语言荒谬，稍知笔墨，妄行书写之人，一律报明地方官，置备坚实链铐，严行锁固，谕令亲属人等不得给与纸笔，任其混写，将来果能痊愈，数年不发，方许报官验明，取结开放；如不行报官，私自启锁及牌甲户首明知不举，均照例治罪。倘无亲属看守，即行监禁，或在临境查获，严押递籍收管，如本籍查有越出之人，亦即报官提回，分别锁禁。地方官失于查察，或疏于防范，致有滋事者，即行参处。庶疯犯无从恣肆，而约束更为详备矣！（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十九辑，242页。）
    显而易见，五诺玺之奏意在要求扩大报官锁锢例的防范力度。如其所言，报官锁锢例本是为防范疯病之人杀人逞凶而立，在此五诺玺又奏请对精神病人严加锁固，“不得给与纸笔”，防止其混写“逆词”。笔者迄未见到乾隆帝对五诺玺之奏的批示，但从其针对陈宏谋奏折所发上谕来推断，当持肯定态度。该上谕云：
    陈宏谋请锁锢疯人一折，所奏亦有所见。向来此等疯人病发，原定有严加约束之例，但行之日久，地方官不能实力奉行，以致旋锁旋释，甚至任其播弄笔墨，滋生事端，而匪人中实系丧心病狂者亦转藉词疯病，冀为骫法，与风俗人心甚有关系。著于各督抚奏事之便，将原折抄寄阅看，令其即饬所属，遇有此等疯病之人，应预为严行看守防范，毋得稍有弛懈！（注：《乾隆朝上谕档》四册，3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