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一条鞭法”的推行以及“农商皆本”思潮的兴起，使商品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货物数量增长，中小城镇勃兴，市民人数大增，城镇店铺发展迅猛，商贾的社会经济地位日渐提升。在此期间牙行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关于明代牙行的情况，有学者曾作了一些研究。[1]但由于文献稀缺，因而对明代牙行还缺乏系统性的探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牙行的职能、作用及政府的管理做一综合考察。
    一、牙人、牙行的概念及其职能演变
    牙行是经营中介业务的商行，其组织人员即为牙人，也称牙侩、牙郎、牙子、经纪等。牙行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市场扩大、交换频率增加的结果。历史上牙行出现较晚，但牙行的组成成员--牙人的出现却较为久远，究其历史，可追溯到先秦时期。
    在古代，由于马、牛等畜力在农业生产和攻防战争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市场交换的过程中，买卖双方对其“形容筋骨”的评估就显得格外重要。为适应市场上马、牛交易活动的需要，出现了不少专门从事评估马、牛等畜类优劣的中间人。这些人能够准确地对牲畜作出权威的评估，在市场上地位非常突出。《吕氏春秋，观表篇》：“赵之王良，秦之伯乐、亏九堙，尤尽其妙矣！”这些人可谓先秦时期最为专业的“牙人”了。但是，古代对“牙人”的称谓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变化过程。《吕氏春秋·尊师篇》中载“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史记·货殖列传》也有“节驵会”的记载（《汉书》记作“节驵侩”）。《说文解字》云：“驵，壮马也。……一曰驵会。”段玉裁注曰：“谓合两家之买卖，如今之度市也。”[2]（P468）可以说，先秦秦汉之际“驵侩”就是从事说合马、牛交易的中介人，其职能就在于评定出一个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交易价格，促使买卖成交。
    以“牙”字冠称交易中介人，最早记载见于唐代开元年间，《旧唐书·安禄山传》载：“安禄山……为互市牙郎。”《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开元二十四年）也说，史思明与安禄山“皆为互市牙郎”。胡三省注曰：“牙郎，驵侩也，南北物价定于其口，而后相与贸易。”在唐代官、私文献中也经常可以见到用“牙人”[3]（卷89《泉货》），“牙子”[4]（卷135《卢杞传》），“市牙子”[4]（卷135《卢杞传》），“市牙”[4]（卷135《卢杞传》），“牙侩”[5]（卷175《张又新传》），“牙保”[6]（卷86《异人六》）等称谓称呼交易中介人的资料。此后，以“牙子”，“牙保”作为交易中介人的特定称谓的习俗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现代如甘肃地区犹存。
    两宋时期，城乡经济发展，商品贸易繁荣，牙人数量更趋增多。与前代不同的是，牙人与官府牵涉逐渐增多。首先，牙人必须从政府手中领取“付身牌”，成为一个合法的经纪人。其次，为了经营与辽、西夏之间的榷场贸易，官府招募许多出色的牙人做官内牙人。元丰二年（1079）经制熙河路边防财用李宪就明确建议：“蕃贾与牙侩私市，其货皆由他路避税入秦州。乃令秦熙河岷州、通远军五市易务，募牙侩引蕃货赴市易务中贾。”[7]（卷186《食货志下》）榷场交易采取全封闭的隔山买牛方式，双方商人不能直接见面，买卖中的具体事宜都由主管牙人处理。此时，牙人既是“合市者”，又是边贸财政官员。
    随着牙人队伍的壮大，牙人组织--牙行开始出现。有关牙行出现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但迄今可以见到的关于牙行的最早记载则始自元代。至元二十三年（1286）八月，中书省咨文称：“除大都羊牙及随路买卖人口、头匹、庄宅牙行，依前存设，验价取要牙钱，每十两不过贰钱，其余各色牙人，并行革去。”[8]（卷18《关市》）可见，牙行或类似于牙行的组织最晚应出现于元代，明清时期则正式沿用了牙行的称谓。
    二、明代牙行状况
    明中叶以后，经过一百多年的恢复发展，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牙行在货物交易中作用显著。政治上，“一条鞭法”规定：“……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供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9]（卷78《食货》）；思想文化上，“农商皆本”的社会思潮日益兴起。这些不但为商业的发展铺垫了沃土，更为牙行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广阔的活动空间。明代牙行的繁盛主要表现在牙行种类多、规模大、经营活动多样三个方面。
    1.牙行的种类
    明代牙行的从业者主要有两大类：一类为官府经营的“官牙”，即为明王朝以及诸藩王开设于各地的官店。明初，“京师军民居室皆官所给，比舍无隙地。商贾至，或止于舟，或贮城外。驵侩上下其价，商人病之。太祖乃命于三山诸门外，濒水为屋，名［塌房］，以贮商货”[10]（卷57《食货五》）。这些原为征收商税和充当塌房而设的店面后来逐渐发展为官牙。同时，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明初在沿海地区设立了市舶司，并设有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牙行。嘉靖时，广东市舶司中的客纲、客纪等都属于官牙。另外，在一些市镇中，地方政府为检查税收管理市场，也设有官牙。如福建福安县富溪市，“旧设巡拦，今（明末）设官牙，以评贸易”[11]（卷1《市镇》）。这些均属于既官又牙的牙行，也就是官牙。官牙经常强截强卖客货，不少客商因此倾家荡产。
    另外一类即为城镇市集上的“私牙”。这类牙行或是从牙人做起，赚取佣钱，凭借个人本事积累资本然后开设牙行，或是凭借祖上积蓄，聘取有经验的牙人作掌柜开设连锁牙行。如江西洞庭商人翁笾在清源经营布行时，“治邸四出，临九逵，招来四方贾人。……已察子弟僮仆有心计强干者，指授方略”[12]（卷十三《人物》），使贾荆襄、建业、闽、粤间，各有任事。这里有富甲一方的大牙行，他们财力雄厚，为各地客商提供巨额货源；也有勉强度日的小牙行，他们主要将收购的货物转售给大牙行，小部分出售给购买量不大的客人。可见，牙行的大小不同满足了不同层次的市场需要，保证了市场交易的顺畅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