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较大分歧，台湾学者一般认为中共不赞成北伐，大陆学者则大都说中共积极主张并坚决支持北伐。笔者觉得由于对中共的北伐态度缺乏一种全面、客观的考察，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共的北伐态度再作一考察，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一
    通过北伐打倒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是孙中山为之奋斗的大业。早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孙中山就于1917年发动了第一次护法战争，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组织的首次北伐。由于主客观条件尚不成熟，此次北伐实际上还未进军就归于失败。1921年底，孙中山再次组织护法。对此，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中谴责了吴佩孚对南方用兵的“敌视民主主义的行动”[①]，对此次护法北伐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江浙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即于9月5日发布《讨伐曹锟吴佩孚令》，宣布出师北伐。稍后又发表《北伐宣言》，声明要与浙卢、奉张共讨曹吴，推倒军阀及军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此次北伐表示坚决反对，中共机关报《向导》刊文指出：所谓北伐讨曹是“根本错误”的[②]；国民党应“毅然决然宣布停止北伐，收缩一切军事行动与准备抛弃广州政权”[③]。
    中共反对此次北伐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中共认为，齐燮元兴师攻浙不是简单的齐卢个人战争或江浙战争，实质上“是直与反直的军阀间全部大战争之开始，同时也是英美和日法两派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争斗之开始”，不论战争的结局如何，中国都仍将在帝国主义宰制之下[④]。所以，偏袒参战任何一方的言行“都是牺牲人民利益来助宰制势力张目”[⑤]。孙中山联合在野军阀反对执政的直系军阀的北伐“只能助日本帝国主义及反直军阀张目呐喊”，这种政策完全隐没了自己独立的革命的政治要求，丝毫不能影响或动摇军阀制度和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之局面[⑥]。
    第二，中共领导人认为，广州政府当时根本不具备北伐的革命力量。陈独秀明确指出，广州政府现有的军力无法与军阀对抗，姑且不说推倒全部军阀的阶级力量，就是仅打倒直系军阀也是“奇想”；认为国民党的北伐军事行动只能建筑在“和反动的滇军妥协，和反动的西南将领妥协，和反动的段系、奉张妥协”的基础上，这样的北伐“不是革命的而且是反革命的”，必须毅然决然、抛弃北伐政策[⑦]。彭述之也指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必须通过宣传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国民参加国民革命才能成功，而国民党此次北伐“是武装土匪、拥护国民党的新军阀，去替他们争夺地盘的军事行动”，这样的军事行动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⑧]。
    第三，中共领导人认为，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肃清内部”，而不是北伐。陈独秀在《肃清内部》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国民党内反动分子的反革命倾向正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而日益鲜明，如不采取肃清内部政策，把他们从党内清除出去，“终必直接或间接断送党的生命”；同时，在广东境内，反革命的商团虽然被打退了，但广州政府受反革命势力宰制的危机未曾稍减。因此，“国民党目前的重要工作，不是侈言北伐，而是肃清党内的反动分子和（广东）境内的反动分子。自己内部一塌又糊涂，还北伐个什么？”[⑨]
    客观而论，孙中山此次北伐时机确未成熟，仓卒出师是失当的，且孙中山在宣言中声明要与奉张、浙卢等“友军”共讨曹吴，更是隐没了自己独立的政治主张，模糊了革命阵线。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国民党的批评符合革命利益，但主张放弃广州政权的主张则是错误的。中共的正确策略应当是说服并切实帮助孙中山巩固和扩大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建立巩固的基地和后方。如果放弃广州、抛弃政权，就使北伐基地失去了依托，国民革命意义上的北伐就无从谈起。不久以后，中国共产党改变了抛弃广州政权的主张，并积极投入了东征陈炯明等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二
    1925年底至1926年春，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坚决反对北伐转变为积极主张北伐。
    首先实现这一转变的是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人及中共广东区委。1925年12月20日，中共广东区党、团委员会联合发出《告广东民众》，明确提出广州国民政府应“与全国革命民众携手”，打倒北洋军阀势力，“建立全国统一的国民政府”[⑩]。次年1月1日，中共广东区委又在《对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强调，国民党应深入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将“广东的革命基础扩大到全国”[（11）]。在这里，广东区委虽然没有提“北伐”一词，但实际上已提出了北伐的主张，即广东革命势力的向北发展。
    接着，中共中央也从1926年1月中旬起转而积极主张北伐。1月14日出版的《向导》发表了彭述之《所谓反奉战争之结束与民众目前之责任》一文，指出广州政府因为要肃清内部反革命势力不能参加反奉战争，是1925年底反奉战争“流产”的重要原因。由于反奉战争的失败，“中国政局已快到了一个最黑暗的时期”，快到了奉直两系军阀和其它一切反动势力联合，向革命的势力进攻的时期了。希望广州政府赶快起来“问鼎中原”，号召全国民众“真正有力组织起来，敦促广州政府和国民军一致地继续向奉系军阀进攻”[（12）]。2月7日，中共中央联合共青团中央发出《为吴佩孚联奉进攻国民军告全国民众》，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援助国民军，“并集合在一种行动的组织之中，表现自己的势力，请求广州国民政府出兵北伐”[（13）]。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开北京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北伐问题，指出“党现时最主要的职任，实在是各方面的准备广州国民革命势力的往北发展”[（14）]。3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北京特别会议的第79号通告，再次强调“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15）]。
    需要指出的是，北京特别会议召开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虽然因病势沉重没有出席会议，但当时他是主张北伐的。3月2日，他在上海会见联共（布）布勃诺夫及其代表团时，“非常热心地谈到，国民革命军必须立即出师北伐”[（16）]。
    有学者认为，中共北京特别会议的北伐态度可能受了布勃诺夫使团的影响[（17）]，笔者不同意这样的看法。2月上旬秘密抵达北京的布勃诺夫使团并不带有苏联最高决策层关于广州政府应出师北伐的指示。事实上，使团来华前，苏联、共产国际是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18）]。布勃诺夫是在广泛听取加拉罕、鲍罗廷及南北两地苏联顾问的工作汇报后，于2月下旬得出“北伐的条件已经成熟，应当为此作好准备”的结论的。而中国共产党早在使团抵京前就积极倡导北伐。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由反对转变为积极倡导，主要原因是正确地分析了1925年底以后的全国革命形势，认真总结了五卅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
    全国革命形势、特别是北方形势的骤变是促使中共关于北伐态度转变的主要原因。1925年冬，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全国反奉运动高涨，从而加速了奉系军阀的分化。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北京政府摇摇欲坠。但日本帝国主义悍然直接出兵援救张作霖，进攻郭松龄，郭于12月24日兵败被杀。同时，在反奉运动中东山再起的吴佩孚也停止反奉，与奉张组成“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对付国民军，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认为：由于吴佩孚转而与奉张联合进攻国民军，使中国革命到了生死关头，“如果吴张势力战胜，全国政局必定转到极反动的局面，那时仅广州政府孤军作战，处于四面反动势力包围之中，也许因此而失败；另一方面，如果国民军现时能支持得住北方现有的局面，广州政府在经过几个月的相当准备后，必然对于北伐更有胜利的把握。”[（19）]因此，中国共产党及全国民众当前的主要斗争目标是向吴佩孚进行攻击，以援救国民军，其途径“固然应该在北方努力集中一切革命势力来抵御帝国主义的反攻，然而根本的解决，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20）]。3月24日，彭述之更明确指出：在国民军由于英日帝国主义和奉吴军阀的打击而失败的形势下，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是“今后中国革命运动唯一的新出路”，呼吁全国民众全力帮助广州政府北伐[（21）]。
    五卅运动因阶级分化而失败，也是促使中共转变北伐态度的重要原因。五卅运动原是各革命阶级联合战线的国民运动，但不久资产阶级一方面慑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另一方面为帝国主义的假意亲善所贿买，首先退出联合战线。接着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以致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只有农民是国民革命中工人阶级最彻底一贯的联盟军”[（22）]，农民斗争的奋起，是国民革命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胜利，农民问题已“成为极严重的问题”，党的责任“在于扩大农民运动的基础”，而“从工作的经验来看，只有国民党或国民军有政权的地方，农民运动能以发展，因此我党当使此种政权推广及各省，所以广东政府的北伐便成第一等重要问题。”[（23）]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是促使中共转向积极倡导北伐的又一原因。如前所述，中共1924年反对孙中山北伐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经过平定杨（希闵）刘（震寰），东征陈炯明和南征邓本殷等革命活动，到1925年底，广州国民政府统一了广东的民政财政军政，已拥有10万党军，20余万工人，80万有组织的农民，以及50万布满全国的国民党左派党员。中共认为：广东已成为全国“唯一的革命中心和革命策源地”，广州政府的北伐不但为全国革命形势所必需，而且事实上已成为可能。正如彭述之所说，“现在广州政府既已肃清了反革命，既已统一了广东，在客观上已有‘问鼎中原’之可能”[（24）]。
    三
    1926年3月20日发生中山舰事件之前，中共党内对北伐的态度还是基本一致的，事件之后产生了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