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维护独立主权，反对不平等条约。他认为两国签订约章，应"期于两国有益无损。损一国以益一国，不行也"。[20]如果列强要将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对"万不能允者，即使以"决裂"相恫吓，也应坚持一辞。对已订条约中规定"利益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及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也应设法修改。[21]出使后，他以"收利权而消外侮"为职志，愈来愈感到"从前中国不明外务，所定条约，多受亏损"。[22]所以遇到关系本国利害的重要问题，必须力争对本国有利，"争得一分，即受一分之益"。[23]在实际交涉中他也是这样做的。
    2.研究国际形势，警惕新的侵略。他非常注意国际形势和中国周边形势。早在出使之前，他就曾警告说要特别提防俄国和日本的侵略。说俄国已乘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机占我大片领土，它贪得无厌，一定还会对中国发动侵略。出使西欧后，仍注意观察俄国动向并警告说："俄若有事于天下，东则中国当其冲"。[24]日本虽是中国的邻邦，但"无吴蜀相亲之势，而有吴越相图之心"。[25]在甲午战争前10多年，他就大声疾呼："日本相侵之志，危矣迫矣"，[26]显示了他的远见。但他早些时候，还以为中国可以从西方列强中找到一个可以援手的"与国"，如美国。后来看到美国驱逐迫害华工等情况，这种幻想至少是逐渐减少了。他对"英、法、俄、德、美数大国各挟胜势以相陵相伺"，"强邻环伺，世变方殷"[27]的危机有了进一步认识。
    3.抗御和遏止外侮，必须学西方变法自强。他说只要团结一心"精求自强之术而勉行之，则不言防边而边自固矣"[28]早在《筹洋刍议》中，他就专门写了《变法》一章，较早提出变法的口号，并从理论上阐发"变"是发展的规律。认为"天道数百年小变，数千年大变"，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西方列强的兴起和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更使中国不能不适应这种形势，变法图存。他说："若夫西洋诸国，恃智力以相竞，我中国与之并峙，商政矿务宜筹也，不变则彼富而我贫；考工制器宜精也，不变则彼巧而我拙；火轮、舟车、电报宜兴也，不变则彼捷而我迟；兵制阵法之变化宜讲也，不变则彼协而我孤，彼坚而我脆"。[29]他还强调"相师相胜"的看法，认为"以中国人之才智视西人，安在其不可以相胜也"，"安知百数十年之后，中国不更驾其上乎"。[30]但出使之前，他所主张的学西方"变法"，仍停留在"器数之学"上，即"取西方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31]仍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翻版，并未涉及变革封建专制制度的问题。出使后的经历使他得以对西方的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进行直接广泛的考察，进而认识到西方国家富强之本是因为有比当时还停留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先进的政治社会制度，认识到谈西法而"仅曰精制造、利军火、广船械，抑末矣"。[32]这种新的"本末观"修改和充实了他过去主张"变法"的内涵，特别是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应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是他的思想冲破洋务派的樊篱而开维新派的先河的标志。
    4.自强必须重视外交，重视遴选驻外使节。他说"大抵外交之道，与内治息息相通。如商税受损，则财用不足矣；教民横恣，则吏治不饬矣；海外之华民保护不及，则国势不张矣；内地之土货行销不远，则民生不厚矣。"[33]他对西方侵略者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掠夺中国财富的情况感到痛心。说西方侵略者"船舰则行我江海，租界则踞我口岸，……或夺我商民之利，或挠我官吏之权，或违我教化之经，或窥我宝藏之富，事端百出，防范难周"。[34]为了维护国家利权，必须重视外交。与此相联系，必须重视派驻外国使节的人选。针对当时清廷对驻外使节责任之重大认识不足，他专门写了《使才与将相并重说》，介绍了西方国家往往以宰相、大将等出为全权公使的做法，认为中国可以借鉴。他提出使臣必须有"贤相之识与度"，有"贤将之胆与智"，[35]才能应变而不受人侮，完成与国内配合维护国家利权的使命。
    5.改革外交机构和人事制度。他批评当时清廷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一些顽固腐败的官僚把持，他们身居高位，尸拉素餐，根本缺乏外交常识。而且以不懂外事，不学习，甚至"以终年不一至衙门为高"，[36]所以动辄为西人所欺。至于外交机关的办事人员，是以考查小楷写得好不好作为录用标准的。有些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工作十年之久，对于外事仍然懂得很少。号为"明敏出色"的，不过能办点例行公事，如果稍为懂些外事知识，就认为是"更出色"的，就可以升官，离开总理衙门了。这样自然培养不出合格的外交人才。他认为外交机构和人事制度必须改革，他说："中国欲图自强，必自精研洋务始，欲精研洋务，必自整顿总理衙门始，欲整顿总理衙门，必自堂司各官久于其任始。"[37]他指出，要搞好外交，办理外交事务的人必须熟悉业务，并应有较久的工作阅历以积累经验。
    6.外交要讲求斗争策略，要善于运用国际法。办理外交事务必须"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38]特别同西方侵略者打交道不能掉以轻心，他举例说："欲以柔道应之，则启侮而意有难餍；以刚道应之，则召衅而力有难支；以旧法应之，则违时而势有所穷；以新法应支，则异地而俗有所隔"。[39]所以必须分析研究，因应得宜。他还提出应该学习西人那样把"交际"与"交涉"区分开来；"交际之礼节，务为周到，交涉之事件，不稍通融，惟其厚于交际，故可严于交涉"。[40]
    薛福成很重视在外交斗争中运用国际法。他专门写了《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的文章来阐述这个问题。他批评过去有些清朝当权的大臣办交涉的时候轻视国际法的作用，在对方援引国际法的规定以相诘责时，却说什么我们中国人不愿加入你们的公法，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公法。所以使得西人总说中国是公法外的国家，以至中国按照公法应享的权利一点享受不到，在公法外所受之害则无不受之。他又清醒地看到"用公法之柄，仍隐隐以强弱为衡"，号称国际间行为规则的国际法，实施起来仍然是以国家的强弱为转移的，强大的国家违反了国际法也无法加以制约，弱小的国家即使事事遵守国际法，仍然不免受害。"同遵公法之名"，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41]在强权政治下不可能完全依靠国际法来求得公平。薛福成的这些观点，表明他既认识到应当以国际法为武器来进行合法的外交斗争，又不迷信国际法。在那个时代对国际法有这样理智的看法，确实是难得的。
    7.主张对外开放，重视经济调研。薛福成认为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使得"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42]以前"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43]闭关自守不但违背历史潮流，而且再也不可能了。在这样的形势下，不能不发展商业。他说："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商务为汲汲哉！"[44]他借鉴西方国家以工商为先发展起来的经验，针对中国轻视商业作用的传统观念，把商业的作用提得非常高。把商从"四民之末"，提到"握四民之纲"，说有了商才使得"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45]同时他又看到"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46]他认为中国必须振兴工商，发展经济，争取与西人抗衡，才能不受制于人。他在出使期间，对各国的经济状况，对华贸易以及中国的出口贸易等注意调查研究，在他的日记中就留下了大量这方面的记述和资料。作为驻外使节而如此重视经济调研，也反映了他的独到见解和特色。
    8.外交必须注意信息灵捷。薛福成把"捷声息而通隔阂"[47]看作驻外使节的重要任务之一。他也要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处理有关外交事务时，要"与使臣函电频商，务求灵通一气"，[48]还提出有些事务按其性质交给驻外使馆去办理更为合适，因为驻外使馆对驻在国的"命意所在，信息较内地灵捷"。[49]他对驻在国报纸的消息报导和舆论很重视，认为可以从中了解情况和动向。
    五、继承了近代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
    薛福成在1894年5月离任回国，在同年7月到达上海后不久即因病去世。这时甲午战争的风云已将逼近了。他未能经历甲午战争后更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看到维新运动的兴起。他是从洋务派发展到早期维新派的过渡性人物。他生平的经历和思想是复杂的。他同洋务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受到封建思想的长期浸润。在他的言论和观点中，往往可以听到洋务思想的余音和封建思想的回响。但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敏锐地接受新鲜事物，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进步，突破封建思想和洋务思想的束缚。他在曾国藩、李鸿章幕中多年，受过曾、李的影响，但他在外交方面的基本态度和曾、李是有所不同的。他始终关心捍卫国家民族的权益，反对妥协投降。爱国主义的情操是他前进的重要动力。从他思想和活动的主流来说，继承了从林则徐、魏源以来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传统和特点，即既敢于抗御西方列强的侵略，又主张学习比当时封建中国先进的西方文化来进行改革，以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在他作为使节的外交活动中，实践了维护独立主权，推动国家进步的主张。他的外交思想也是颇有特色和创见的。即使今天看来有些不过是基本常识，有些认识也还缺乏深度。但从100多年前薛福成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这些思想无疑有它的闪光点和历史进步意义。研究这些思想，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在探索中发展的轨迹。
    今天，当我国即将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际，不禁想起薛福成在上个世纪出使英国期间，曾几次提出在香港设领事以保护华人的问题，但因受到内外的阻挠而没有办成。薛福成对当时的香港有数十万华民而不能设一领事感到极为愤慨。作为一个爱国的外交家，他如果能够知道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即将回到祖国的怀抱，百多年来一切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的国耻得到洗雪，中华正在腾飞，也一定会为之欢欣鼓舞的。
    注释：
    ①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驻外使节是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他于1876年被任命，年底动身赴任，1877年初抵达英国。所以有的资料又说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始于1877年。
    ②沈林一：《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跋》。
    ③⑨钱基博：《薛福成传》。
    ④323637薛福成：《出使日记续刻》。
    ⑤⑥薛福成：《上李伯相论赫德不宜总司海防书》。
    ⑦赫德致金登干函，转引自《赫德传》。
    ⑧薛福成：《上李伯相论与英使议约事宜书》。
    ⑩1112《清季外交史料》第6卷。
    13薛福成：《浙东筹防录自序》。
    14薛福成：《出使日记跋》。
    153347薛福成：《察看英法交涉事宜疏》。
    161718薛福成：《论不勤远略之误》。
    19薛福成：《答友人书》。
    2021252628293031424346薛福成：《筹洋刍议》中《约章》、《邻交》、《边防》、《变法》、《商政》各篇。
    2223薛福成：《答袁户部书》。
    244445薛福成：《出使日记》。
    2739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
    34薛福成：《议定滇缅界务商务条约疏》。
    35薛福成：《使才与将相并重说》。
    38薛福成：《出使日记自序》。
    40薛福成：《豫筹各国使臣合请觐见片》。
    41薛福成：《论中国在公法外之害》。
    4849薛福成：《论中外办事情形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