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晚清元辅重臣的李鸿章本来属于民主革命的对象，而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企图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这种反常的现象，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渊源和时代背景决定的。孙中山早在走上民主革命道路以前，就对李鸿章抱有好感。这不仅因为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声势显赫，并为洋务派的首脑和旗帜，"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39]；而且由于李鸿章是孙中山肄业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提倡学习西方科学技术。1892年孙中山既在毕业典礼上聆听了康德黎盛赞李鸿章"信仰科学"、为"中国之俾斯麦"的演说，又经香港总督和驻京英国公使推荐，获得李鸿章的赏识。李鸿章曾准予孙中山赴京候缺，暂给月俸50元，授予"钦命五品军牌"[40]，此事虽因两广总督衙门刁难而未果，但却不能不影响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好感。正是基于这些因素，1894年孙中山才有上书李鸿章，企图依靠这位晚清元辅重臣"倡行新政"、进行某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之举。由于上书李鸿章被拒和清廷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抚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41]。不过，到了庚子年间，孙中山既坚持以暴力对付清廷，又对李鸿章寄以厚望。在孙中山看来，由于义和团风暴和八国联军入侵的冲击，清朝统治营垒必将发生破裂，李鸿章作为汉族大员、总督远离京畿的两广，有可能独树一帜；加之"清朝虽颓，犹俨然一大帝国，北地虽糜烂，而南部尚金汤无缺"[42]，相比之下，兴中会则"万事草创，人才、兵械多形不足"[43]，敌强我弱之势显得十分突出；因而孙中山认识到为了实现据有两广以为根本的战略思想，有必要并有可能联合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奋斗。他说：
    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作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当推容闳，他曾任驻美公使，在国内也颇孚人望。此外，对国内的李鸿章等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这样可使政治改革方案得以渐次施行[44]。
    这里所谓"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显然是指义和团风暴、八国联军入侵、清朝政治营垒破裂和满汉民族矛盾等等；所谓中国的"政治改革派"，既指革命派和改良派，又包括清廷派驻东南的某些汉族封疆大吏。孙中山认为在中国政局激烈动荡的时刻，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各派力量有可能联成一体，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香港总督卜力"有意充当李、孙之间诚实的掮客"，更使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幻想有增无减。
    孙中山为了争取李鸿章，通过和平途径实现"两广独立"，曾经从流亡地三次冒险返国活动。起初，孙中山虽然"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但却认为"此举设使成功，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45]。6月17日孙中山一行从日本乘船抵达香港海面，为防范李鸿章"设阱诱捕"，"不欲冒险入粤"，特派宫崎寅藏等三位日本友人赴广州与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会谈，会谈双方就特赦孙中山、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和贷款十万两两个问题，达成了共识。当谈判结束宫崎等人返回香港海面时，孙中山的坐船"已经启碇，正向西贡开去"。孙中山到达西贡后立即致电刘学询探问谈判情况，并致函在香港的同志说"今日者乃分头办事之时"[46]。所谓"分头办事"的内容之一，就是争取李鸿章搞"两广独立"。7月17日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回到香港海面，等待香港总督卜力和应召北上的李鸿章会谈结果，准备登岸与李鸿章密商。孙中山认为"李这个人既无主义上的信念，又甚缺乏洞察大局的见识。并且年已老迈，对功名事业早已看透。所以，总督的劝止多数不能为李所接受。但这是旱天的一朵乌云，我不能不预先考虑万一的可能性"[47]。结果所谓可能性并没有变成现实性，"这事又变成一场梦"[48]。但是孙中山却没有因此而从幻梦中彻底摆脱出来。他在日本对某人说：相信"随着时势的变迁"，"清国南部各总督及进步的智能人士""迟早会同自己的意见相一致。因为身入故国，必有危险，因此，根据场所，为了不出太大危险，作为平和手段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与持有这种意见的人会面，很有必要。只要没有危险，也可与李鸿章会谈"[49]。正是基于这种设想，孙中山于8月29日特地从日本回到上海。孙中山在上海期间，曾访问英国驻沪总领事，会晤刘学询，与之商定"行事之法，一为车驾回京之办法，一为车驾西迁之办法"[50]。据刘学询后来说，他当时曾陪同孙中山"往见李鸿章"[51]。上述事实说明，对孙、李合作搞"两广独立"之事，孙中山虽然为一种怀疑和希望交织的复合心态所支配，但总的说来，希望压倒怀疑，采取了积极争取其实现的态度。
    其实，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对李鸿章寄以希望的，并非只有孙中山一人。早在1898年2月章太炎就上书李鸿章，企望他"转旋逆流"，说什么"今世足以定天下者，无过相国"[52]。及至1900年6月，面对北方变局，章太炎再次上书李鸿章，公然要求他据有两广宣布独立，以为东南各省督抚的表率，说"某等所望于公者，则明绝伪诏，更建政府，养贤致民，以全半壁"[53]。甚至连一度主张过暗杀李鸿章的梁启超都认为在夺得广州之后，以李鸿章"为傀儡最妙"。在他看来，"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势），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54]由此可见，对李鸿章寄以希望，是当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种普遍倾向，从而反映出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和封建性。
    三
    和孙中山不同，李鸿章并没有什么"两广独立"的念头，有的只是设法"罗致"孙中山以为我用。
    李鸿章"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见诸载籍的，一共有三次：1899年冬为第一次，第二、三次则在1900年春夏。这三次是一脉相承的。
    1899年11月24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商务大臣，前往各埠考察商务。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时因上年八月南洋、美洲、日本等处商民，屡有申请帝安及归政之事，联署以万数千计，特命鸿章前往各埠，宣布太后德意，及两宫和好，劝侨民勿听党人煽惑。"[55]这里所谓"党人"，系专指逃亡海外的康有为及其领导的保皇党。慈禧视康有为及其保皇党为心腹大患，必欲除之而后快，因此当面指令李鸿章"设法捕逆"[56]。李鸿章本来是同情康有为、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维新运动的[57]，但因时迁势易，现在既"管商务又奉密旨，不能漠视"[58]。他特地奏明将"设法捕逆"之事，"仍交"刘学询等"妥办"[59]。既然说是"仍交""妥办"，那就无疑表明在此之前刘学询等业已承担了"捕逆"的重任。其实，早在7-9月间，刘学询出访日本的使命，就是"明以振兴商务，暗以访拿康逆"[60]。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面奉懿旨"之后，就把"设法捕逆"的希望寄托在刘学询等人的身上。可能是由于这位与孙中山"有同邑之谊"的刘学询的献策，李鸿章才决定"罗致"孙中山来对付康有为的。李鸿章鉴于康有为尊皇复辟严重威胁慈禧的宝座而为慈禧所不容，孙中山虽然倡导反满革命但因众寡势弱对清王朝尚未构成直接威胁而不大为慈禧所重视；孙中山熟悉"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61]，是一位有改革进取精神的青年；因而认为"罗致"孙中山既能得到慈禧的允准，有利于推进中国的改革和振兴；又能离间孙、康两派，以孙制康，消弭革命和镇压保皇党。因此，李鸿章与刘学询等往返电商，急迫之情跃然纸上。11月27日李鸿章《致上海虎城》电中说："孙已到否？康已离港否？究在何处？望查明随时电知两广密捕是确。"28日刘学询复电："孙函约尚未得复。康仍在港。英捕忌厘家，饬广密捕。沪上各报已播传，恐打草惊蛇，蹈上年李盛铎覆辙。并恐碍孙办法。询现拟得到回音，即先赴粤，可否请奏饬粤暂缓，俟询到商妥再办。"29日李鸿章致电刘学询："孙未复，或尚迟疑。粤早奉电旨，难再饬缓。拟赴粤，有何办法？"30日刘学询致电李鸿章："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逆闻此次诏捕外窜。"当日李鸿章即复电刘学询："用诱用掳，能生获尤妙。瞒港官串巡捕，除此祸根，有俾国事，兄勉为之。逆闻诏捕，乃意中事，难保不外窜。欲请赴粤面陈，恐来不及。孙无来信，何也。"[62]上述电报表明：一、李鸿章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二、李、刘企图"候孙来商截南洋之路"，防止康有为离港"外窜"；三、李、刘议定对付康有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瞒港官串巡捕"，收买港澳"可用之人"，"相机"下手；四、孙中山既未复信，也未前来，因而李鸿章第一次"罗致"孙中山的活动，就以失败而告终。
    但是，李鸿章并没有因此而死心，到了1900年春夏，再次展开了"罗致"孙中山的活动。这是前一次"罗致"孙中山活动的直接继续。当时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刘学询为李鸿章的幕僚。据冯自由记述：庚子夏，刘学询"闻港督向鸿章洽商广东自主事，遂向鸿章自告奋勇，谓渠与孙某认识有年，如傅相有意罗致，渠可设法使即来粤听命等语。鸿章颔之。学询遂即贻书总理，谓傅相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63]揆诸史实，冯自由的说法可谓真假参半。李鸿章确实是通过刘学询函约孙中山的，目的在于"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但是，诸如刘学询在港督策动"广东自立"之后向李鸿章进言、李鸿章"欲以粤省独立"云云，却是虚妄的。因为港督卜力于4-6月间在外地休假，直到7月2日才回到香港；孙中山早在6月8日即因事前接到刘学询等人的信函而启程离日赴港；在孙中山离日前，北方义和团尚未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尚未决定招抚义和团，列强尚未大举武装入侵，这种局势绝不能导致李鸿章倾向"粤省独立"。其实，李鸿章所以有意"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考虑。据内田良平回忆说：义和团兴起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对维护广东的治安深感畏惧，他生怕孙中山、康有为率军乘战乱之际，相互提携共同举事。他事先对孙中山采取了怀柔手段，以免与康有为一致行动。为此让驻东京的公使向孙转达李的意图：'值此国家危难之际，愿与孙氏会晤，共计匡救天下之策，务请来粤一行。'随后又派遣特使前往。孙中山答称：'拟先派代表赴广东，然后可以考虑亲自返粤的问题。'特使返回广东复命后，拍来一封电报说正在等候代表启程来粤。于是，我和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三人便作为孙的代理人前往广东"。宫崎等人在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提出两项要求："对孙中山所定的罪名应予特赦，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希给予贷款十万两"。刘学询说："贵方的意见将马上回禀总督。至于贷款十万两的事，学询可以办理，明天即可在香港面交五万两，其余部分容后送上。"李鸿章答复说："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64]内田良平是陪同孙中山离日返港并参加与刘学询会谈的日本友人，他虽然在个别细节的忆述上难免有所疏漏，但对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作的忆述应当说有较大的可信性。证之以有关史料和李鸿章此间的电稿，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与镇压康有为和保皇党有关。据《清史纪事本末》说：慈禧"太后以康党在海外，气势日盛，患之，以华商多粤籍，乃使鸿章督粤，以从事于镇压"[65]。李鸿章也声称"奉懿旨捕康梁"[66]。正是基于镇压"康党"的需要，慈禧还将与"康党"势不两立的刘学询交给李鸿章"差遣委用"。此后，清廷加大了对"康党"的打击力度：1899年12月19日诏谕各省督抚严密缉拿康有为、梁启超以"明正典刑"；1900年1月24日下诏以端王载漪之子溥为大阿哥，阴谋徐篡大统，史称"己亥建储"；2月4日下诏悬赏十万两白银，严缉康、梁；2月11日命李鸿章铲平康、梁"广东本籍坟墓"。这些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为消灭保皇党、废黜其"圣主"光绪所采取的重要步骤。保皇党深感时局艰危，急谋对策。梁启超明确指出："圣主之危，甚于累卵，吾辈之责，急于星火。"[67]他同康有为函商密议，决定推进"武装勤王"计划。他力主先夺广东，建立政府，争取外援，"抚绥内政"，然后挥师北上，"去救皇上"。梁启超坚持取粤，势必同李鸿章发生冲突。李鸿章接篆视事以后，就把在两广建立稳定的统治秩序作为当务之急。他鉴于"广东盗匪日炽"，特地于3月14日上奏表示"拟酌筹经费，添募勇营，分别防捕，并请暂复就地正法旧章。得旨，广东盗风猖獗，亟应设法严办，该署当饬派出提镇各员，实力搜捕，毋稍玩弛"[68]。李鸿章担心保皇党以香港为基地，联合"内匪""武装勤王"，袭击省城起事，从而破坏两广的稳定，危害自己的前程。他的这种恐惧心情，屡屡反映在他的电稿中。
    3月26日《复译署》："探闻香港衣局承做勇衣、战裙各三万余条，限期取用。名为新党勤王，实欲袭城起事。所联会目甚众，所筹会银甚巨。已令刘学询赴港细访，密商港督查禁。"[69]
    3月30日《复译署》："海外各口，粤人为康、梁所煽惑，恐与内匪通气，时须多方禁遏。"[70]
    5月20日《寄柏林吕使》："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港澳所存军火枪械，连日提省，闻该党径赴德国另行采办。署奏本应由驻使查察，务祈密谕各厂设法查禁，勿任奸商偷运济匪为要。"[71]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期间，清廷和李鸿章都把防止"康逆党勾串内匪作乱"作为中心议题，清廷既没有悬赏缉拿孙中山，李鸿章在电稿中也没有涉及兴中会。对此孙中山似乎有所觉察，他说："清政府在康有为公开致力于种种运动或采取恐吓政府的手段之际，对他的党派抱有严重警惕，并因而对我们党派的注意逐渐放松，这在某种速度上正是我党的幸事。"[72]孙中山抓住清政府放松警惕的时机，一面筹议在惠州发动武装起义，一面设法"暗中联络""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力图通过暴力或和平手段"在华南建立一个独立政府"[73]。面对此情此景，李鸿章惟恐孙中山和康有为乘北方战乱之机，联手合作共同举事，进攻广州，因而与刘学询合谋，对孙中山采取"怀柔手段"，企图"罗致"孙中山"来粤听命"，以便对付保皇党和消弭革命威胁，稳定两广政局。正因为邀请孙中山来粤是一种"怀柔手段"，所以李鸿章在答复宫崎等人的要求时，就明确表示"关于对孙中山的生命保障我不仅要向三位日本人士保证，而且要奏请西太后予以特赦"。既然"要奏请西太后""特赦"孙中山，那就无疑说明李鸿章"罗致"孙中山并非是为了脱离清廷而搞什么"两广独立"。
    从6月下旬至7月中旬，北方政局发生重大变化，义和团大批涌入北京，清廷对义和团改剿为抚，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进犯天津；6月18日李鸿章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6月21日清廷下诏对外宣战，李鸿章"首倡不奉诏之议"；6月26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的代表与驻沪各国领事商订《中外互保章程》，李鸿章致电支持，并表示自己"在粤当力任保护疆土"；7月2日在外地休假三月的港督卜力回到香港，开始充当李鸿章与孙中山之间"诚实的掮客"。应当说这个时期是李鸿章最有可能萌生"自立为王或是总统"念头的时机。然而，事实证明，李鸿章并没有乘机"造反"的言行。李鸿章所以接到"迅速来京"的"电传谕旨"后整整拖了一个月才启程北上，一是为了奏请慈禧"先定国是"，即改变"联拳灭洋"的方针，"先清内匪，再退外兵"[74]；二是为了疏通外交渠道，争取各国维护清朝统治和承认自己作为清朝全权代表的资格。7月12日李鸿章宣称即将遵旨北上。7月17日李鸿章北上途经香港与卜力会谈时，"不仅不提和孙中山约会的事，反而力劝总督禁止颠复分子利用香港作为基地"进攻广州，并询问"英国希望谁当皇帝？"他认为如果只有德国公使被杀，"列强就无权决定谁来当皇帝"，如果所有公使被杀，列强"就可以合法地进行干预，并宣布'我们要立一个皇帝'"，他推测列强将选择"一个汉族人"。英国殖民部据此推断李鸿章"不是不乐意当皇帝"。其实，李鸿章这番议论的本意，并非觊觎皇帝宝座，而是乞求英国不要抛弃慈禧，所以他接着就明确表示：不管慈禧有什么过错，她"无疑是中国最有能力的统治者"[75]。当李鸿章拒绝卜力挽留之后，陈少白仍不甘心，登上李鸿章坐轮，企图请随行的刘学询再次进言。刘氏无可奈何地表示：李鸿章"意志坚决，无法劝阻"[76]。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李鸿章根本无意搞什么"两广独立"，"卷进南方的分离主义的冒险中去"[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