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主张部分土地公有，他把土地分为邑地与野地、自由地与有主地。邑地即城市土地，包括铁路沿线及具有独占性质森林、矿山等土地应收归国有；本部新垦及淤增土地应归国有；地广人稀的边疆未经垦辟之自由地应归国有。至于广大农村野地、有主地应归私有。特别不应将自耕农土地收归国有。他说，在现金交易（按即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下，"人人皆以欲得财产所有权为目的"，如一旦剥夺个人土地所有权，即将财产所有权的主要部分剥夺，致使人们殖富的积极性"减去泰半"[⑩]，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
    急进派主张重要企业实行国有。梁启超赞成部分企业国有，但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当新政府成立之初，即收土地国有，又举一国之最大企业为国家专办，实行企业国有化的条件是不成熟的。他引用美、英经济学家的研究结论后指出，"私有制度"为一切文明之源泉，"经济之最大动机，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若取消经济私人"所有权之观念"，在目前社会条件及人们"道德"、"公益"思想缺乏下，"使人人为正义而劳动，或仅为满足直接消费之欲望而劳动"，必然"消灭勤勉赴功之心"[11]，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梁启超提出，如在中国举办国营企业，为防止一些弊病的出现，必须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还应具备一些成熟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一、"待国中教育较高，人民公德心渐发"，使官吏认真负责，"舞弊不至太甚"；二、"待国中谙练技术之人渐多"，以便选拔任用，减少失败；三、"待国中法律大备"，"官吏与人民皆知遵法守法，官吏如欲舞弊，制裁较易"。他提醒人们注意如上述条件不具备，过早地全面实行企业国有，必"助长公吏之专横，驯致政界之腐败"，由此，"危及政体之基础，当更有不可思议者矣"[12]。
    梁启超反对极端的社会主义，反对全部资产及所有土地都归国有的、过急的社会经济政策。他把他的社会经济政策叫做社会改良主义，又称国家社会主义，既有国营经济控制大型事业，土地部分国有，又有大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的同时并进，大力发展股份制经济。同时，制定工场条例，各种劳动保险法，保障工人利益。实行累进税率，使大资本家及高收入者为社会多作贡献。他认为，这样就能建设一个本质较好的社会，虽然离"圆满社会主义家所希望之黄金世界"尚远，但可以避免"欧美社会阴风惨雨之气象"[13]。
    从以上梁启超的论述看，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高尚圆满之主义，将来必同底于大同，而当时中国，尚无条件实现社会主义。说明他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再则，他对当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指出当时中国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力，否则，永无富强之日。他对国营企业弊因之分析，实行企业国有的条件之认识，既实际又深刻。这些主张，都是正确的，甚至确有独到卓识之处。历史的发展，必然呈现阶段性，既看到将来，更看到当前，并着眼于当前，才是远见卓识的政治家，那种力排众议坚持反对把将来才能办到的事提前办，更是有胆略的政治家。急进派混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把资本主义发达后才实现的社会主义制度，提前到封建主义极其严重的时候去实行，欲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不能不说是急躁、盲动与空想。
    借资本主义过渡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纷纷涌现，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巴枯宁、克鲁鲍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军阀、政客、知识分子都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染上社会主义色彩后加以宣传。饱经战乱的人们，希望通过不流血的方法，在资本主义发展基础上和平进入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梁启超提出借资本主义为过渡的方案。
    1920年4月，梁启超自欧洲考察归国后说，西方代议制的破产及苏俄列宁政府的诞生，是战后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之一。"社会主义，自然是现代社会最有价值的学说，国内提倡新思想的人渐渐的注意研究他，也是很好的现象。""社会革命，恐怕是二十世纪唯一的特色，没有一国能免，不过争早迟罢了"。因为社会主义是由工业革命孕育出来的，工业革命带来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解决这种对抗矛盾的方法就是社会主义。因此，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国有论，就成为欧洲"救时良药"[14]。
    他赞扬马克思主义，确认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方向。但是，他说，在没有工业的中国要把社会主义全部搬来应用，"我头一个就反对"。当时，他主办《改造》杂志，曾极力提倡温和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面全力奖励资本家生产，同时也应力求分配公平，从立法上保障劳工利益；提倡生产组合、消费组合，实行劳资互助，使不同产业工人与政府共同管理，政府、资本家及工人利益由基尔特（即同业工会）负责协调，不许政府把政治置于经济之上，以经济为先，以政治次之。使经济与政治分开，实行产业的民主主义。"不论公共企业或私人企业，都得尽情发挥互助的精神。这便是目前坦坦平平的一条大路。"他提出，至于革命的激进的社会主义学说，可以作为学问去研究，作为思想解放的资料。"讲到实行，且慢一步。"[15]
    1921年春，梁启超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中，放弃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方案，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及对资本主义应有的态度。他说，资本主义一面是社会主义之敌，一面又为社会主义之友。从我国当时的具体国情出发，必须以资本主义为过渡，把重点放在发展资本主义上，逐步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为此，他作了较为详尽的论述。
    首先，他一再指出，中国与欧美国情根本不同之处，"欧美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使多数之劳动者地位得以改善；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为了使广大群众变为劳动者，变为工人，必须奖励资本家发展生产。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应在奖励生产的前提下，"为分配平均之运动"，"若专注分配而忘却生产，则社会主义运动可谓毫无意义。"[16]
    接着，他十分具体地剖析了当时社会主义运动中各派的政治主张，探讨如何使中国极衰弱幼稚的生产事业得以"苏生萌达"，同时又防止资本主义的弊病。他说，一派主张"将原有生产资料"交企业职工"共同管理"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他指出，目前我国工矿企业总共不过数百家，所收容之工人也不多，即使实行这个办法能解决这部分工人利益，那全国数万万失业救济之问题仍无法解决。因此说，这种方法在"今日提倡，决非其时"。另一派主张企业国有，梁启超指出，实行企业国有必须"以政治上有完善"之政府为前提，否则，国有企业必为"蛀国之徒"所利用，必使企业亏损倒闭。更有一派提倡各种协社，梁启超指出，这固然是个好办法，但实用范围不广，收效不大。
    梁启超认为，以上三派主张，都不能使中国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不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他严正指出，今日从改造中国社会出发，应该弄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努力防止"资本阶级之发生"呢？还是借助"资本阶级以养成劳动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作准备呢？他说，有了"劳动阶级的运动"，才"可以改造社会"，劳动阶级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他说："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而劳动阶级的养成，又要靠资本主义的发展。
    因此，他指出，目前我国对资本主义之态度，既不能"抗阻"，又不能"旁观"。应该让中国资本主义与外国资本同时在中国土地上发展，"其结果必为我产出劳动阶级以为将来自树之基础"。对资本主义采旁观态度任其发展也是不对的，"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积重难返。虽将来终有剥复，然元气所伤太多，非社会之福。"
    梁启超认为，对待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只能采取"矫正"与"疏泄"的态度。"所谓矫正，将来浡兴之资本家，若果能完其'为本国增加生产力'之一大职务，能使多数游民得有职业，吾辈愿承认其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功德，虽取偿较优，亦可容许"。惟当使资本家"有深切著名之觉悟，知剩余利润断不容全部掠夺"，"务取劳资协调主义，使两阶级之距离不至太甚也"。所谓"疏泄态度者，现在为振兴此重毙之生产力起见，不能不属望于资本家"，但资本主义，"必非国家终极之目的也，不过借以为过渡"。"资本阶级发生，则劳动阶级亦成立，然后社会主义运动乃有所凭借"。
    梁启超还着重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还要发展"非资本主义的生产"，当国家政治上若有转机，一面应划出范围，"在人民严密监督下"使"国家公营地方公营之事业""渐图发展"；一面大力提倡"各种协社"，若办有成效，"将来自可扩充，倘能令生产的中坚力，渐渐由公司之手移于协社之手"，"使全国生产之中枢，渐移归公众之手"，即健实之经济社会，亦可成立矣。
    梁启超又指出，"劳动阶级为将来改造社会之主体"，因此，在发展资本主义同时，应教育和组织劳动阶级。向他们"灌输以相当知识"，应将他们组织起来，成立工会及"全国总工会"。在目前为维护"工人利益"而斗争，在将来为"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株断灭，全世界互助社会根本确立"而斗争。这就是"今日社会主义运动家"应该明确的方向。而且他预言："全世界资本主义之存灭，可以我国劳资战争最后之胜负决之"[17]。
    从以上梁启超的言论可以看出，他根据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剩余价值学说，密切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紧扣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这个主题，充分看到资本家的历史作用，反复论证了只有发展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才能从组织上、经济上为实现社会主义作准备。他主张积极奖励资本主义发展，但又没有把眼光停留在资本主义阶段，只是借资本主义为过渡，最终要向社会主义阶段发展。目前，资本主义虽甚微弱，工人人数尚少，但也不要"漠视""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只有发展了资本主义，壮大了劳动阶级，才会有"真社会主义"。
    如果我们不怀任何偏见，实事求是地回顾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就会发现梁启超的借资本主义以为过渡的主张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完全正确的。如果用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去剖析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就会发现梁启超的关于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学说、过渡论的学说，是有科学根据的，绝不是什么"伪社会主义"。他一贯反对急进的社会主义和反对放弃社会主义的主张，也都是正确的。他的许多观点，至今看来，也不无可取之处。
    注释：
    ①梁启超：《新大陆游记节录》，见《饮冰室专集》（七），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印行，第41-42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13]《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以下简称《时论选集》）第二卷（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版，第420-434、420、436、436、425、442、337-345、358页。
    ⑨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9页。
    ⑩[11][12]《饮冰室文集》之十八，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印行，第24、23、10页。
    [14]《欧游心影录节录》，见《饮冰室专集》（七），台湾中华书局1978年印行，第32-33页。
    [15]《欧游心影录节录》，十一章社会主义商榷，第32-34页。
    [16][17]《饮冰室文集》之三十六，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