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里瓦几亚条约》的准驳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的争论。李鸿章为崇厚辩护，认为"其曲在我"，明确主张接受这一不平等条件。时任司马局洗马的张之洞不畏权要，反对对俄妥协。他在《熟权俄约利害折》中，慷慨陈词，逐条分析《里瓦几亚条约》对中国的严重危害，力陈"俄约有十不可许"，"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要求朝廷立即将"误国媚敌"的崇厚"拿交刑部，明正典刑"，以为后来者戒。[（18）]他主张将沙俄的侵略行径和中国改议条约的缘故"布告中外"，同时"急修武备"，准备自卫战争，防御沙俄的侵略。最后，张之洞在奏疏中写道："臣非敢迂论高谈，以大局为孤注。惟深观事变日益艰难，西洋挠我榷政，东洋思启封疆，今俄人又故挑衅端，若更忍之让之，从此各国相逼而来，至于忍无可忍，让无可让，又将奈何？……不以今日捍之于藩篱，而待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19）]张之洞这份说理透彻的奏折，在当时的封建士大夫和中下层官吏中广为传阅，影响甚大，对带动朝野反对接受《里瓦几亚条约》起了一定的作用。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清廷屈从于列强的压迫，主张宽免崇厚之罪，张之洞强烈反对这种做法。他在《敬陈经权二策折》中愤然写道："自冬春以来，俄事初起，臣屡次上疏，大意不外修备筹防，以为操纵之地。悠悠数月，军容阒然。今者俄人恫吓，英法居间，首以赦免崇厚为请，而南北洋大臣张皇入告，权臣不再计，廷议无深谋，既无能战之人，安有万全之策。睹此时局，不胜愤惋！"[（20）]为此，他指斥李鸿章、刘坤一毫无切实战备措施的作为，指出"李鸿章岁糜数百万金钱以制机器而养淮军，正为今日，若并不能一战，安用重臣"，[（21）]抨击李、刘"身为干城，甘心畏葸，不能任战以解君父之忧，但恃曲赦以为侥幸之计……何以为心，何以为颜。"[（22）]建议"将南北大臣立加严谴，仍责令戴罪急修水陆防务。"刘坤一即因他参奏而丢官。
    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后，张之洞反复上疏，提出许多加强边防海防的办法。他主张"备为主讲为辅"，"无备则不能战，无备则不能讲。"因为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否则，俄人知我实，肆其恫吓，"虽有辩士将不得言，言亦不信。"这些意见由于他"人微言轻"没被清政府及时采纳。1880年8月底，沙俄宣布拒绝与曾纪泽继续谈判，改派布策来华交涉。清政府大为恐慌，妥协派乘机力主早日言和。张之洞苦口危言，敦请朝廷"宜审其缓急，权其轻重，勿再游移，勿再延缓，勿再惜饷，勿再吹毛求疵而弃将材，勿再听督抚惟宕粉饰，勿再持邻国调护遂存侥幸，勿再听敌国甘言遂懈军心。俄人见我实有战心，庶可早成和议"。[（23）]针对朝廷对布策来华的恐惧，他又指出："布策此来，固是危局，亦未必非事机。……从古敌国交际之事，谋战为本，辩论为末，形势相禁制为上，婉词恳请为下。计其到来，尚须一月，即或决裂，又须兼旬，及此之时惟有急修武备，静以待之。"[（24）]指出倘若甘受俄人要挟，则非但谬约不能推翻，恐怕"不待数年一修约，十八条仍尽许之，再修约而十八条之外又加十八条矣"。[（25）]表现出一片忧国衷肠和谋国苦心。
    围绕改订中俄条约问题，张之洞从光绪五年底到光绪六年共上疏19次之多，竭力发挥他出色的清议才能。虽然奏稿中有不少内容难免疏于书生策士之见，但这些奏议也明确地体现了他鲜明的爱国立场和抵御外侮的热忱，反映了他尽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力争民族权益的愿望。张之洞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对坚持改订条约的理由，对妥协派投降政策的揭露以及对抵抗外敌侵略的政策建议也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的言论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配合了曾纪泽在彼得堡的外交斗争，对于推动清政府坚持改约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伊犁事件这场政治风波，张之洞进一步博得朝野的好评，也受到慈禧太后的重视，在光绪六年前后，被连年擢拔。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张之洞更由阁学外放山西巡抚，官阶由正六品升到从二品，由翰苑谏官变成了封疆大吏。随着地位的晋升，处境的变化，他的清流派生涯也就至此结束。
    三
    诚然，作为清流人物，张之洞确有不少可訾议之处。他太热衷于仕进，往往"以空言博取时名"。为了升官，他努力接近顽固派，追随权臣李鸿藻，甘愿充当派系斗争的工具。时人指责张之洞"以谏书为捷径，鼓扇浮薄，渐成门户"。又说"张之洞佥壬首祸，李鸿藻要结取名，遂使纤人小夫为捷径。"[（26）]这样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同时，张之洞为了开拓政海仕进之途，又十分注意处事的圆通，主张"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相忍为国"。[（27）]如前所述，他坚持反对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要求杀崇厚以谢天下，并对李鸿章等妥协派作了无情的揭露。但当他看到朝廷决定宽免崇厚时，就"当病而止，而不为太过"，[（28）]上疏建议让"崇厚戴罪自效。"曾被他屡加斥责的李鸿章，忽而又说成是"精力犹壮，倘专其责成，当可力图御侮"的"高勋重寄"之名臣了。[（29）]为了获得朝廷的信任，他学会了一套揣摩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向，看慈禧眼色行事的本领。1879年，同治皇帝棺椁移葬陵墓，吏部主事吴可读以死谏争确定大统，上疏斥责慈禧不为载淳立嗣，是擅改祖制，贪握政权。慈禧大怒，下令立斩吴可读。但吴视死如归，自备棺材在宫门外等待处死。而素敢大言，熟知儒家精义和祖宗之法的张之洞，对慈禧的决定没有抵制、反对。为此连张佩纶都讥讽他"主兼祧而又恐涉于趋时。"[（30）]1880年，他与陈宝琛上疏抗争"裁抑奄官"一案时，张之洞亦认为"惟均只可称引祖制，泛论裁抑宦寺，俾太后自悟，万勿直疏本题发挥，恐后激怒。"[（31）]只敢顺着慈禧的意旨上疏言事，唯恐多所拂逆。在他的奏疏里也不乏"媚事孝钦、称颂唯恐不美"[（32）]的谀词。张之洞的这些弱点，都是不容忽视的。他的这种立身处事态度除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外，同他当时的政治地位亦有关。因此，张之洞在直言敢谏的同时，又往往在当时政治生活的某些环节上旁顾、趋时，说一些违心的话。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张之洞这个时期围绕爱国忧民的问题不断地发表清议，但是，他的爱国忧民是在一种"忠君报国"的思想支配下所产生的结果。他自幼深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忠君、尊孔的思想甚为浓厚。后来，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又受到慈禧的青睐，官运亨通，平步青云，这使张之洞对清统治者充满了感激之情，时刻以"忠君爱国"为标榜。他冠冕堂皇地表示"凡利于国家者助之，害于国家者攻之"，[（33）]但是，他的所谓爱国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实质上，他是把君和国看成一回事，忠君报国就是忠君报君。
    张之洞从清流派的政治活动中赢得了声誉，又在清流派瓦解之前脱颖而出，迈进封疆大吏的行列，并迅速地摆脱封建顽固派的窠臼，成功地完成了向洋务派的转变。不过，在他日后漫长的从政生涯中，却始终保持着清流特色。关心国家命运，"弹奏国家大政"；维持天朝圣教的无限尊严，充当纲常名教的卫道者。另外，从忠君思想以及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愿望出发，他把做清流党时的爱国忧民思想贯彻于他的政治实践中，使他为官比较清廉，尚能励精图治。张之洞曾先后担任过山西巡抚和两广、湖广、两江总督的职务，在任职期间，他实行了地主阶级的开明政治，为当地做了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好事。而且能做到守身廉洁，乃至于"作古后竟至囊橐萧然，"[（34）]"一家八十余口几无以为生。"[（35）]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出任封疆大吏后，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都主张抵抗，反对投降，痛斥李鸿章的妥协退让外交政策和卖国行径，以力争主权，反对丧权辱国而名震朝野。正是因为张之洞不仅能清议，而且具有实际的政治才干和魄力，加上他在较长时期保留了爱国的激情，使他能成为晚清地方督抚中最有影响的一个重要人物，被推重为能够"挽回天下大局"的"朝廷柱石"。[（36）]
    注释：
    ①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
    ②《清代轶闻·清流党之外交观》。
    ③郑观应《盛世危言》。
    ④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一月朔日。
    ⑤胡钧《年谱》。
    ⑥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六。
    ⑦魏元旷《坚冰志》。
    ⑧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32页。
    ⑨⑩（11）（14）（15）（16）（17）《张文襄公全集》卷一，17、12、1、27、29、31、32-33页。
    （12）《张文襄公全集"抱冰堂弟子记"》。
    （13）（31）《国闻周报》第十二卷第十期。
    （18）（19）（20）（21）（22）（24）（25）《张文襄公全集》卷二，1-3、5-6、20、4-5、23、30、21页。
    （23）《张文襄公全集》卷三，8-9页。
    （26）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詹詹录》下甲申二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
    （29）《张文襄公全集》，卷三，奏议三。
    （27）（28）（33）《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一十四、书札一。
    （30）张佩纶《涧于集》。
    （32）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
    （34）《张文襄幕府纪闻·公利私利》。
    （35）《张文襄幕府纪闻·廉吏不可为》。
    （36）《普天忠愤录》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