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会结社，商榷古今，觞咏倡和，为文人士大夫共同参与文化消费的传统活动方式，并成为传统文人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从实际意义上看，集团活动为文人进行情感与文化的横向联络筑起了互通的桥梁。同时，它也为我们考察不同时期文人群的精神文化风貌，提供了一条认知的途径。吴中地区自古便为文化重镇，文人辈出，集团活动频繁。尤其是自明中叶起，随着当时文化环境的变化，文人的集团活动呈现出若干新的文化特征。
    一
    自明成化至弘治年间，以沈周等人为代表的文人圈，显属吴中地区一个较活跃且具一定影响力的文人组织，除沈周之外，主要人物有祝颢、徐有贞、刘珏、杜琼、史鉴、吴宽、文林、李应祯等人。吴宽为祝颢所作神道碑称祝氏成化初致仕归田，“一时耆俊胜集，若徐武功有贞、刘佥宪珏、杜东原琼辈，日相过从游衍，高风雅韵，辉映乡邦”。[1]又其《完庵诗集序》云：“完庵先生刘公（珏），……其家长洲之野，江湖之上，日玩云水不足，引水为池，累石为山，号‘小洞庭’，与客登眺以乐。……当时所与倡和者，武功徐公（有贞）、参政祝公（颢），及隐士沈石田（周）数人而已”。[2]乾隆《吴江县志·隐逸》则称吴中隐士史鉴“居擅园亭池馆竹木之胜，而鼎彝图书陈列满室，莫不精丽，一时名人云集，如同郡吴宽、文林、李应祯、沈周、同邑尹宽、曹浮诸人，其至近而最著者也”。众人中尤以沈周名为著，影响为大，“风流文物，映照一时”，[3]成为这一文人圈中核心人物。
    弘治以来，吴中地区文人集团活动呈现盛而不衰的态势，规模也有所壮大。弘治初，都穆、文徵明、祝允明、唐寅等倡导了古文辞活动。[4]文嘉《先君行略》曾提到其父文徵明文学交游活动的一些情况：“时南峰杨公循吉、枝山祝公允明俱以古文辞鸣，然年俱长公（文徵明）十余岁。公与之上下其议论，二公虽性行不同，亦皆折辈与交，深相契合。……南濠都公穆，博雅好古，六如唐君寅，天才俊逸。公与二人者共耽古学，游从甚密，……徐迪功祯卿年少时，袖诗谒公，公见徐诗，大喜，遂相与倡和”。[5]大致来说，杨循吉、都穆、祝允明、文徵明、唐寅、徐祯卿诸子，形成当时吴中地区一个交往密切的核心文人组织，其中的祝、文、唐、徐四人又称“吴中四才子”，而周围又聚集一大批文人，从而变成吴中地区体制不小的文人阵营，在当时已造成“声景比附，名实彰流，金玉相宣，黼黻并丽，吴下文献，于斯为盛，彬彬乎不可尚已”[6]的声势，显示出吴中文人集团活动走向初盛的情形。
    进入正德、嘉靖以后，吴中文人集团活动继续趋盛，与前期相比，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点有所增加，如归有光与里中同道所结的南社、北社，俞允文、张寰等人倡起的崇雅社，梁辰鱼、殷都、莫是龙等人发起的鹫峰诗社等，即是其中的代表。二是阵营越来越庞大，就其对文坛发生重大影响来说，无疑要数以文学名士王世贞为宗主、吴中地区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活动。嘉靖中王世贞在京师与李攀龙等人结“后七子”文社，诸子中以世贞“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7]嘉靖末王世贞寓居吴中时间居多，这一阶段也是他文学活动最频繁、影响最大的时期，“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8]凝集了规模不小的文人势力，声势显耀，将吴中文人集团活动推向鼎盛。
    二
    文人集团活动的兴盛，既反映了吴中文化历史积淀中所形成的厚实的人文底蕴，同时也与明代中叶该地区文化环境的某种变迁有着关联。明王朝建立初期，统治集团针对江南工商势力较强，地区“务本者少而事末者多”的局面，曾多次采取强制驱迁人口的措施，迁移的重点对象是大批的豪右富民，当时吴中便是遭受驱迁的地区之一。由于大量人口流失，区域性人口减耗现象十分严重，生意萧条。吴中“盖洪武以来，罪者谪戍，艺者作役，富者迁实京师，殆去十之四五”，[9]原先“素号繁华”，其时变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10]时至明朝中叶，由于上层统治集团控制政策相对松驰，加上吴中原有的工商基础，上述情况才逐渐改变。明人王錡曾提到“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吴中），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11]王氏生活在明中叶前后，描述的情状当属其亲身闻见所得。而唐寅的《阊门即事》诗已将当时的吴中描绘成“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12]诗人笔下的吴中，商业繁荣，四方人口聚汇，城市生活活跃，与明初萧条的情形已有很大不同。
    与此同时，该地区的文人势力也开始扩充，文学创作活动兴盛。陆粲《仙华集后序》曾提到成化、弘治以来吴中文人格局的特点：“吴自昔以文学擅天下，盖不独名卿材士大夫之述作烜赫流著，而布衣韦带之徒、笃学修词者，亦累世未尝乏绝。其在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尤称多士”。[13]所谓“是邦尤称多士”，足见吴中文人势力与创作活动在当时所占据的重要份量。难怪晚明的袁宏道曾有过这样的说法：“苏郡文物甲于一时。至弘、正间，才艺代出，斌斌称极盛，词林当天下之王”。[14]
    商业与文化的重新振兴，特别是由此带来的四方流动人口的增多，以及区域文人力量相对集中与稳定，为吴中文人参与集团活动营造了适宜的氛围。处在这样的情形之中，文人之间交往的机会显然增多，在相对密集的士子中间，更便于寻找志趣相投的同道，缔结感情纽带，追求文化共享的乐趣。另一方面，艺文日兴的局面，也更有利于激发起文人创作上你倡我酬，互相攀比的气氛。寻求文化的高品位与自身的文化价值，本是古代文人一种传统的审美情趣，在此情况下，彼此的倡酬、品评、切磋显然是贯穿这种审美趣尚合适的途径，这在客观上对文人投入共同文化消费活动起着刺激作用。
    松散、活跃、自由的组织形式是这一阶段吴中文人集团结构上较为明显的特点。随着吴中作为商业与文化重心位置的进一步确立，人口流动量的增大，文人队伍的强盛集中，以及交际圈的扩弃，文人选择与参与集团组织的行为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在不少情况下，他们不受单个集团组织的限制，而是涉足多种交际圈子，集团与集团之间有时出现某种交迭的现象，这使得集团结构变得相对松散，界限相对模糊。如当时沈周、史鉴这样的文学名士已有自己聚集的活动圈子，而又与祝允明等“吴中四才子”保持较为密切的关系。又如俞允文、殷都均是王世贞吴中文学阵营中的主要成员，而他们又分别是崇雅社、鹫峰诗社的创办者。
    集团的活跃性则主要表现在其成员所具某种开放、拓展、吸收的流动型的心理界域。此与吴中地区在商业与文化振兴过程中所带来的文化流动性不无关系。四方人士的来往聚集，多少增强了各种文化因子的传导，扩大了本地区文人的文化视野，减弱其文化心理的封闭度。一些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突破地域的局限，与其他地区文人集团发生感情联络和文化交往。象“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文徵明，就与当时在文坛颇有影响的“金陵三俊”顾璘、陈沂、王韦关系密切，他在《顾华玉宿余停云馆用韵奉赠》诗中，曾以“情洽酒杯春烂漫，话深烛跋夜阑残”[15]之句来描述自己与“金陵三俊”首要人物顾璘情洽意投的情形。弘治年间，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发起震撼时俗的文学复古运动，造成很大影响。这股文学思潮也辐射到吴中文人圈，引起不少文人的关注与投入。原属吴中文人集团成员的徐祯卿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位，“既登第，与李梦阳、何景明游，悔其少作，改而趋汉、魏、盛唐”，[16]加盟到李、何文学复古阵营。另如陆深、黄省曾、袁袠等人，也都与李、何有密切交往，或师承，或结友，在吴中文人集团与“前七子”文学阵营之间起着沟通的作用。陆深于弘治十八年（1505）考取进士，选为庶吉士，授编修。此间他与李、何开始交往，互相“品评编校”，研探艺文，诗酒倡酬，又将知友徐祯卿引见给李梦阳，是吴中文人中间较早同李、何接触的一个[17]。而如黄省曾、袁袠，同样与李梦阳有着深厚的交情。黄曾向李梦阳“北面称弟子”，一同“论文赋诗”。[18]李梦阳则以他生平手编的全集嘱托给黄、袁二人，以示对他们的青睐与信任。[19]这种跨地域的联络，显然给吴中文人集团吸收和传播各种文化信息增加了一条渠道，有利于加强它同其他地区文人集团的交流，克服地域文化中某种封闭、狭隘的局限，给吴中文人队伍注入新的活力。
    在考察吴中文人集团结构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可以顺便注意到这些集团成员身份构成的某些特征，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们中间山人布衣之类的平民身份者占有相当的比例，形成吴中文人集团一大文化景观。在前面我们提到的文人当中，如沈周、史鉴、杜琼、朱存理、朱凯、张灵、王宠、钱同爱、陈淳、张凤翼、张献翼、黄姬水、彭年、王穉登、周天球、俞允文等等，都是无政治身份的未仕或基本未仕者。明代中叶以来，山人墨客标榜成风，而吴中地区便是山人汇集的区域之一，所谓“今之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20]。吴中文人集团中平民身份者的增多，显然与这一地区山人势力的发展不无关系。该地区自明中叶起城市生活繁荣，文人力量集中，文化氛围增浓，为这些中止政治人格发展而大多以文化事业为尚的平民文人的崛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而事实上这些保持平民身份的文人，多数有诗文书画等方面文学艺术爱好与专长，文化修养比较深厚。如周天球“笃志古学，善大小篆隶、行草”，“隆庆中游长安，燕集唱酬之作，一时词客皆为让坐，而诗名颇为书法所掩”。[21]又如钱同爱“性喜畜书，每并金悬购，故所积甚富。诸经子史之外，山经地志、稗官小说，无所不有，亦无所不窥”。[22]有的在集团中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颇有影响。如王穉登“十岁为诗，长而骏发，雕香刻翠，名满吴会间”，“擅词翰之席者三十余年。闽粤之人过吴门者，虽贾胡穷子，必蹐门求一见，乞其片缣尺素然后去”。[23]应该说，为数不小的平民文人的加入，增添了吴中文人集团几分平民化的色彩，体现着这一阶段平民文人势力扩充的时代文化特征，同时对吴中文人集团的兴盛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
    再从吴中文人集团的活动特点来考察。相对松散自由的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吴中文人集团活动方式所具有的某种随意性，文人之间往往不受严格固定的活动宗旨的限制，缘兴而起，随聚随合，不受拘束，开展随意洒脱的文化活动。文徵明为沈周所作的《沈先生行状》，曾这样描述传主聚客相乐的情景：“先生去所居里余为别业，曰有竹居，耕读其间。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玩品题以为乐。晚岁名益盛，客至亦益多，户屦常满”。[24]又文氏的《钱孔周墓志铭》也写到了墓主钱同爱与诸友人游集经过：“（钱）所与游皆一时高朗亢爽之士，而唐君伯虎、徐君昌毂其最善者。视余拘检龌龊，若所不屑，而意独亲。时余三人与君皆在庠序，故会晤为数。时日不见，辄奔走相觅，见辄文酒宴笑，评隲古今，或书以为文，相讨质以为乐”。[25]如此的聚集活动，优雅闲逸，从容不迫，不乏几分随意自如的味道，文化探讨与精神消遣合为一体。
    作为参与共同文化消费的集团成员，相投的嗜好、志向以及情感与文化沟通的需求，使他们联系到一起，汇集在共同的交际圈。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样一种随意自由的聚集方式，也给文人的文化活动营造出畅快与欢乐的气氛，所谓“丝竹娱心意，欢谑各相亲。篇翰侈传玩，疑义共讨论”[26]，在情感交流与文化品评的同时，文人们还从中追求愉悦心志的效果，使这种文人传统的文化活动增添娱乐的气息。明代中叶以来，在吴中地区城市生活兴盛的背景下，这样的集团活动有时还带有市民世俗精神与物质享乐的性质，洋溢出丰盈开放的生活情调，文人们相互聚集在一起，娱心悦目，恣情纵乐，讲究排场，注重侈靡，不太顾及身心的约束。如袁袠《繁公宴集示诸君》一诗这样描绘诸士聚集的场景：“飞盖集梁园，华榱启文燕。多士何逶迤，峨峨秩星弁。礼客咸可观，献酬互交荐。大烹享王侯，饔人进珍膳。歌技纷前陈，万舞肃金县”。[27]不但如此，一些文人还将狂诞畸僻的生活趣味带进集团活动，作为消遣的方式，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十六《诗三》：“余尝至阊门，偶遇王凤洲（世贞）在河下，是日携盘榼至友人家夜集，强余入坐，余袖中适带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脚甚小，礼部诸公亦常以金莲为戏谈。凤洲乐甚”。从中也可见文人生活情调之一斑。
    注重文学艺术至上的追求，是吴中文人集团活动所体现出的一个特征。朱存理《题松下清言》称与友人杨循吉、都穆、祝允明等游集“非他势利之人，过谈势利之事”，又提到“今吾与客所谈者，又不过品砚借书鉴画之事而已”。[28]弘治初年，文徵明、都穆、祝允明、唐寅等人“倡为古文辞”，“文酒倡酬，不间时日，于时年少气锐，僩然皆以古人自期”，[29]甚至于“争悬金购书，探奇摘异，穷日力不休”。[30]对于文学艺术的探研与创造，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与激情。这种现象固然体现着传统文人关注与投身文化事业的某种审美趣尚，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吴中文化在明代中叶兴盛过程中表现在文人身上一种自信、勤勉甚至激进的精神气度。至于后者，当时一些文人集团活动的具体内容与内涵更能明显说明其一二。以弘治初年由文徵明、都穆、祝允明、唐寅等发起的这场古文辞活动为例，诸子“僩然皆自以为有得，而众咸笑之”，[31]发起者的自信与激进的态度，招致时俗的不满。而这一文学活动的兴起还不单单是一种文学趣味取向的问题，而是有着另一层的文化背景。明代的科举制度，开始将八股制义定为官方试士的规范文体，其题取自四书五经，内容要求做到“代圣贤立说”，形式则“体尚排偶”。由于八股文内容与形式的极端僵化和刻板，加上以堂而皇之的科举程文的面目出现，严重制约了文人学子的创作自由，给文学发展造成很大阻碍。文氏等人毅然发起古文辞活动，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他们出于对科举程文盛行局面强烈的不满。显然他们看到了科举程文存在的弊病与危害，因而标举古文辞而与之相对，意欲力矫时俗的风气，从“古之文章本体”中找回文学的精髓，寻求解除程文束缚的武器，恢复作家的创作自由。从这一方面来看，他们在追求文学艺术至上过程中，显示出敢于冲破时俗陋习而矫正文学发展路子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