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外围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洩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34]《明史·袁崇焕传》卷259。
    [36]《明史纪事本末》卷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