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南宋而言，据《宋史》中的《道学传》、《儒林传》、《文苑传》所列人物籍贯（非指居住地）统计，当时名儒、学士、文人所属籍贯，是以两浙、福建、江西、江东、成都、京西、淮南等地依次所占比例最大，南方所占比例约为80%。
    陆游就曾指出：“天圣以前，选用人材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注：陈游：《渭南文集》卷3，《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人材如树，文化如土，人材济济，反映了文化土壤的肥沃。相反，人材稀少，则表明文化土壤的贫瘠。各地区不同人材的类型和数量分布，折射出各地文化兴衰的基本面貌。
    其七，从与精神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东南地区的发展水平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在文具制造业方面，我国自古以来把笔、墨、纸、砚称作“文房四宝”，北宋时已达到较高水平，南宋时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随着印刷业的发展，纸的需要量猛增，造纸业十分兴盛。其原料主要是竹、麻、藤、桑皮、稻草、麦杆等，在江南都有大量生产。成都、徽州、歙州、宣州、杭州、越州、池州、婺州、吉州、南康、抚州、泉州、苏州、衢州等地，都是造纸业较发达的地区。皖南、江浙一带因盛产上好纸张，故时人说：“有钱莫买金，多买江东纸”；“江东纸白如春云”（注：见《宋诗钞初集》，王令：《广陵诗抄·再寄满子权诗》。）。
    造纸业和印刷业相辅相成，关系密切。南宋时，全国已形成包括成都、建安、杭州、建阳等地为主的印刷中心。宋人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注：《石林燕语》卷8。）这些地方的印刷业虽各有长短，但在当时印刷业中的主导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史称：“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且当时官刻书亦多由其刊印。”（注：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据载，当时仅建安的麻沙、崇化两镇，著名的书坊就有34家。余氏可谓其中的代表之一。
    至于笔、墨、砚的制作，北宋时，开封等地还可与南方宣城、成都、歙州、端州等地相提并论，但至南宋时，北方的文具制造业受金人游牧民族统治的影响甚至破坏，有明显衰落的趋势，而南方却随着读书人的增多，书院的兴盛，文化的发达，文具制造业日趋迅速发展，成为当时文具制造业的主要产地。
    综上所述，至南宋时期，在我国以长江流域为代表的南方，由于学校教育兴旺发达，人口的综合素质和有品味的学术文化水平高，学者如林，大家辈出；同时，代表儒学正统、中心地位和反映其思想学术文化的时代发展方向的众多学派也多分布在江南；加上在人才和科举取士方面，江南也占有明显的优势；另外，从与精神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方面来看，东南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也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且在各方面具有明显的示范与表率作用，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重心在当时已最终转移至东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