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中，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曾多次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并发生过严重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国外强敌压境，中日民族矛盾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由于共产党坚持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和策略，以及由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加强团结，反对分裂，才使全国团结对敌的局面得以长期保持下来，使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阴谋诡计遭到破产。
    第三、战争的长期性。
    抗日战争是一场极其艰苦的持久战。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这次民族革命战争，同中国近代史上历次反侵略战争相比，持续时间最长，丧失国土最广，给国家民族造成的灾难也最深重。中国人民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承受了惊人的牺牲，军民伤亡人数达3500余万，直接财产损失达1000亿美元以上，间接财产损失达5000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长期性，是由敌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和当时国内外的特殊环境所决定的。变敌强我弱为我强敌弱，必须经过一个长期间的曲折复杂的斗争过程。它包括三方面因素的变化：第一、是中国本身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步和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壮大；第二、是日本兵源、财力、物力困难的增长；第三，是国际上对中国抗战援助的加强。敌我力量的消长，具体生动地反映于抗日战争所出现的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这三个发展阶段之中。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情况是：中国八年的全国抗战，战略相持阶段时间特别长，即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至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共有6年又7个月；而且，战略相持阶段的敌我斗争，主要是敌后解放区战场军民同侵华日军之间的生死搏斗。在此期间，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很少主动地向日军发动进攻；日本侵略者的矛头，主要指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这六、七年中，敌后解放区战场已成为全国抗战的主战场。出现如此极为反常态势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当局自武汉失守之后，即由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逐渐改变为积极反共反人民，实行“袖手旁观，坐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祸国殃民政策。在1945年8月上旬日本宣布投降之前，蒋介石、 国民党并未认真进行对日举行反攻的准备。那时，他们的大部分精锐部队，都集中在远离抗日前线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自1944年春季起，华北和华中敌后解放区战场军民，即对敌人接连不断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从日军手中收复大片国土。当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后，解放区战场的全体军民，立即向华北、东北、华中和华南的敌伪举行全面大反攻，获得了辉煌战果。此时美帝国主义者，却妄图继日本侵略者之后，在中国建立新的殖民统治，它全力推行扶蒋反共政策，派遣大批军舰和飞机，帮助国民党运送军队和党政官员到日军所盘踞的华中、华北和华南各大城市与战略要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由此在中国出现了一个蒋、美、日、伪合流的可耻局面，为尔后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播下了火种。
    第四、游击战的广大性。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全国军队在对日作战上作了这样大体的分工：国民党军队主要在正面战场进行正规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主要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从当时的国内阶级关系来看，处于全国执政地位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他们不仅不准许共产党和人民抗日力量在国民党统治区存在和发展，而且还力图通过抗战来消灭或削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以及其他异己势力。面对这种形势，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便把自己工作的重点放在战区和敌后，担负起放手发动人民群众，广泛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将沦陷区广大农村变成抗日战场的伟大使命。
    在全国抗战时期，游击战争占有极端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在战略和战役上有力地支援和配合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争，而且还担负着发展壮大敌后人民抗日力量的重大任务，使之成为持久地坚持全国抗战和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八年抗战中，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表现于：（一）1937年至1940年，当时敌后日军力量比较空虚，游击战争是以进攻为主。其战略任务是：积极配合正面战场友军作战，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发展，放手扩大人民抗日武装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粉碎侵华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使全国性抗战成为现实。在此期间，开辟了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解放区战场，人民军队发展至50余万，解放区人口达9千余万。（二）1941年 和1942年，敌后解放区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反共军夹击之下的最困难年代，游击战争是以防御为主。其战略任务是：进一步加强军民、军政关系，坚持和巩固敌后抗战阵地，粉碎日军确保占领区的阴谋，制止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活动，保持全国团结对敌局面。在此期间，人民军队缩小到30万，解放区人口下降到五千万以下，干部损失很大。（三）1943年至1945年，敌后抗战形势日渐好转，游击战争由防御为主又转变为以进攻为主。其战略任务是：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步上升为以运动战为主的大兵团作战，使解放区战场的人民军队成为举行对日战略大反攻、解放全中国的先锋力量。在此期间，人民军队已发展到120余万人， 民兵发展到220余万人，解放区的人口增至一亿以上。在八年抗战中， 敌后解放区军民，为了保家卫国，采用各种形式和方法，同极其野蛮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和汉奸卖国贼进行殊死斗争，作出了巨大牺牲，经常钳制二分之一以上的侵华日军，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中国抗战中所出现的这样既广泛又持久的全国规模的游击战争，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这里，有一个重要历史情况需要加以澄清。我国史学界有人曾提出这样的论断：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战场，除正面战场外，还有若干敌后游击战场。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实际情况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并不重视游击战争，也未有计划地在敌后部署游击战争。那时，在国民党内部，曾有少数爱国进步人士（如：山西的续范亭，山东的范筑先，河北的段海洲），他们违抗蒋介石的意愿，自动地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在敌后组建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这些部队，后来都参加了八路军。武汉失守之后，日军基本上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这时国民党当局才开始重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冬季在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蒋介石曾提出第二期抗战须“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决定“用三分之一力量于敌后方”。当时，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先后成立了两个处于敌后的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另一方面，还责令正面战场的各个战区，组建一部分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其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为了加强抗战力量，使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能够得到游击战的支援和配合。当时，共产党曾派出多名红军高级将领和军官充任教官，帮助国民党创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二是抗战初期，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恐惧；他们抽调一部分军队深入到华北、华中敌后的主要任务，是限制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和破坏共产党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极度腐败和严重脱离群众，他们在日军进攻、“扫荡”之下便难于在敌后立足，结果相当一部分部队于1941年和1943年先后投敌叛国，变成了伪军；其余未投敌的官兵，则撤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这时，冀察、苏鲁两个所谓“游击战区”，已变成有名无实的空招牌，最后也被迫宣告撤销了。那时国民党各战区形形色色的游杂部队，则多为地主豪绅和惯匪、兵痞所掌握，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势如水火；他们平时很少主动地进攻敌人，只是当日军向正面战场发动进攻时，才在战役和战斗上进行一定的配合。然而，这些部队，派系林立，缺乏统一指挥；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各个战区我军与日军交界的狭小地带，并未发展成为广大的具有战略地位的敌后战场。由此可见，在八年抗战中，在中国境内，只存在着“国民党正面战场”和“敌后解放区战场”这样两大战场，并不存在所谓“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的客观进程及其上述基本特点，就注定了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前途，并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必会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创造前提条件和奠定牢固基石。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特殊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