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大革命时期，阶级领导和政党领导虽然没有实现完全意义上的统一，但是，在大革命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也还是基本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一大”， 实现了国民党的彻底改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大批工农积极分子纷纷加入，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仅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狭隘、松散的组织，而成为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革命联盟，革命性和战斗性大大增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保持自己独立性的同时以个人身份全体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则给国民党增添了新鲜的血液，使国民党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样，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就完全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而体现在国民党身上，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也可以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一中介而同中国国民党的政党领导实现间接的一致。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论述、肯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的同时又承认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者，也正是这种认识的结果。
    在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领导和中国国民党领导的间接一致也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直接领导者，但无产阶级的领导也无不渗透其中。首先，从思想上看，中国国民党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新三民主义，国民党“一大”政治纲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等，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指导帮助下制定的，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最低纲领是基本一致的。国民党、国民政府所贯彻执行的一系列具体路线、方针、政策，也大都是在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员直接参与和帮助下制定的，基本上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其次，从组织上看，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中央执监委员51人，共产党员占10人；中央八部一处部长秘书13人，共产党员占5人。国民党“二大”时，中央执监委员80人，共产党员占21人；中央八部一处部长秘书21人，共产党员占17人，至于国民党的各级地方组织，主要的骨干大都是共产党员，如北京支部的李大钊、湖北支部的董必武、四川支部的吴玉章、浙江支部的宣中华等，而且不少地方组织是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再次，从国民革命军和工农运动看，中国共产党人几乎包办了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灵魂；而工农运动，更主要是加入到国民党各级地方组织的共产党员组织、发展起来的。因此，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没有担负起革命的直接领导任务，但作为中国国民党的中坚骨干力量，它把无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很好地体现在了国民党身上，使中国国民党能够把无产阶级的领导变成具体的革命步骤和革命行动，从而实现了阶级领导和政党领导的间接统一。
    四
    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能够通过中国共产党的中介实现同国民党的政党领导的间接统一，其根本的前提是国民党的革命性，国民党的革命性愈强，体现无产阶级意志和利益愈多，无产阶级领导与国民党领导就愈趋向一致；否则，就会背离。一旦国民党失去其革命性，那么它就会丧失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而走向革命的反动。事实上，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焦点也就在国民党自身的革命性上，倘若国民党内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了国民党的行动，使国民党的革命性不断增强，那么无产阶级就会牢牢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反之，倘若国民党内右派势力占据主导地位，左右了国民党的行动，使国民党不断走向反动，那么无产阶级就会丧失革命的领导权，使革命归于失败。因此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一项中心任务就是积极从事国民党的各项工作，组织共产党员和工农先进分子参与国民党的党、政、军各级组织，并争取占据主导地位；大力发展工农运动，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彻底改变国民党的阶级基础，不断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
    国共两党合作的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争取作国民党的骨干、增强国民党的革命性是有一定的认识，也做了一定的努力。中共三届一次会议上，中央就明确指出：“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要努力加入，没有组织的地方要为之创设，要“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46页。）此后，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指导思想行动的。因此，到国民党“二大”召开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成了骨干力量，占据着主导地位，国民党的革命性大大增强。但是，随着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地位的不断加强，国民党内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右派分子展开了同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争夺对国民党控制权的斗争，他们反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阻挠工农运动的发展，排挤、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势力，极力阻止国民党向革命的方向发展。在此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如何调整自己的策略方针，壮大自己的力量，团结国民党左派，有力打击国民党右派，确保国民党的革命性，就成了革命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然而，中国共产党恰恰是在这一关键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1926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强大起来，3月， 他们凭借手中的武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理党务案”。由此， 他们夺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中央大权。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国民党的革命性遭到了损失。面对蒋介石新右派的进攻，中国共产党错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国民党右派，以至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们进攻，提出要求我们党退出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前此指导国民党的方式错误”，我们的党员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太过负责了，“自己占领发展国民党组织及党部工作，完全包办了国民党”。（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16页。）由此，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的正确方针，重新制定了“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对付中派，公开反击右派”的策略方针，并要求全党“改正以前束缚左派，及实际上不使左派管理党务参与反对右派斗争之策略上的错误”，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组织工农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潮流集合于国民党，“以充实其左翼”（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第119-121页。），使其真正担负起反对右派，阻止中派继续反动的重任。但是，以国民党左派为斗争主体的策略方针既没有看到国民党左派是一个复杂团体，软弱动摇，根本不可能形成强大的势力，组成国民党的主体，阻止蒋介石新右派的反动；同时又放弃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已取得的部分领导权力，减弱了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影响，自己将自己置身于国民党之外。因此，这一策略方针是十分错误的。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时期基本上贯彻执行了这一策略方针，在国民党内部复杂斗争中，始终以第三者的立场出现，处处以在野党的地位要求自己，放弃北伐开始后组织发展武装工农、建立受自己指挥的军队的大好时机，使蒋介石集团一步步地夺取了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大权，从而把国民党由一个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同利益的革命政党变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反革命政党，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与国民党的政党领导彻底分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最终失败了。
    当然，无产阶级的阶级领导与国民党的政党领导的脱离是有一个逐渐分裂的过程，因为国民党由一个革命的政党变为反革命的政党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新右派集团虽然掌握了国民党的中央大权，使国民党开始走向反动，但此时蒋介石集团并不就等于国民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在国民党内仍占有相当的优势，国民党奉行的仍然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宗旨，执行的还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因此它能领导国民革命取得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只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执行了错误的策略方针，放弃了自己在国民党内作主导的努力，把对国民党的控制权拱手让给国民党右派，国民党的革命性才一步步地丧失。当蒋介石羽翼丰满，从南昌一路打杀到了上海，继而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的革命性才彻底丧失。因此，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始终是一个革命的政党，是国民革命的直接领导者。
    总之，纵观大革命时期的整个历史，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国民党是革命的直接领导者，这是一个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