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后，立即引起了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舆论的严重关注。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由常务委员负责。同进决定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旋即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大军向西安进逼，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此危急之际，国内舆论大声疾呼：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中国人不应再自相残杀！谁挑起内战，谁就是民族罪人！国际舆论也普遍要求南京与西安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事态恶化。强大的舆论压力，有力地遏制了南京方面的战争叫嚣，对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学术界有人对此作过专门探讨。
    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方面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国内外的舆论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一。国内外舆论普遍要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要求各方采取克制态度，避免酿成使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战惨剧的强烈呼声，深深地震撼了国民党当局，有力地遏制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主战派的战争叫嚣，鼓舞了主和派的信心，推动国民党当局放弃了“武力讨伐”张、杨和“武力解决”陕甘善后的企图，转而接受政治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的方案。
    第二。国内外舆论和地方实力派的态度，特别是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对张学良、杨虎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坚定了他们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及其善后的信心，对促使张学良下决心释放蒋介石并亲自送蒋回南京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东北军中少壮派的鲁莽行为也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是张学良被扣后东北军能够接受和平解决陕甘善后办法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