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凤凰山汉简中的“户刍”与“田刍稾”
    事实上，除了张家山汉简之外，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中也保存了有关刍稾税和户赋的资料（注：李均明、何双全：《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竹简》，《散见简牍合辑》页66-76，文物出版社，1990年。）：
    平里户刍廿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卅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廿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二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四斗六升给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
    其中的“户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的按户所缴之刍，是户赋的一部分；而“田刍”就是《二年律令》规定的按顷缴纳的刍，是刍稾税的一部分。由此可知，户赋与刍稾税是分别征收的，并不存在谁取代谁或谁包含谁的问题。平里之“八斗为钱，六石当稿”与稿上（疑为“稿里”）之“二斗为钱，一石当稿”是指将一部分刍折成钱和稾来征收。也就是说，当时的折纳，并不限于将刍、稾折变成钱缴纳，刍、稾之间也可以折变。平里“刍为稿十二石”与稿里之“刍为稿二石”，表明当时1石刍相当于2石稾，如上所述，《二年律令》中规定“刍—石当十五钱，稾一石当五钱”，也就是说，1石刍相当于3石稾，江陵简中1石刍相当于2石稾大概是按市价“平贾（价）”折算的结果。根据《二年律令》，1顷田需缴纳3石刍和2石稾，即1顷田中所纳刍、稾之比为3:2。江陵简中平里田刍4.37石，田稾2.245石，二者之比已接近2:1；稿里田刍1.66石，田稾0.83石，二者之比恰为2:1。估计此时田刍稾的征收标准可能有所变化，而平里部分释文可能有问题。
    这批简牍属于西汉文景时期，其内容应是当地基层政权征收赋税的真实记录。简文中的内容与《二年律令》的有关规定大体相合，这不但说明《二年律令》的法律条文在汉代基层社会确实得以执行，更重要的是，它证明“户赋”和“刍稾”是并列的两个税目，不容混淆。
    三余论
    事实上，睡虎地秦简中就已明确提到了“户赋”和“刍稾”。关于“户赋”，见《法律答问》：
    可（何）谓“匿户”及“敖童弗傅”？匿户弗徭、使，弗令出户赋之谓殹（也）。（注：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页132，文物出版社，1977年。）
    男子达到一定年龄，需要傅籍，开始承担徭役。“敖童弗傅”，意在逃避“徭使”，故为法律所禁止；“匿户”的目的则是为了逃避“户赋”，同样为法律所不容。虽然当时“户赋”的征收标准简文乏载，不知其详，但是，可以肯定，以“户赋”命名的赋税名目在秦代是确实存在的。
    秦律《秦律十八种·田律》中也有关于“刍稾”的规定：
    入顷刍稾，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垦），顷入刍三石、豤二石。（注：前揭《睡虎地秦墓竹简》页21。）
    将这条律文与前引《二年律令·田律》的有关规定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大同小异。这说明汉代的刍豤税是对秦制的继承。有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秦、汉“户赋”也是一脉相承的。
    值得一提的是，传世文献中有一些材料初看似乎与“户赋”有关，因而也常常为讨论汉代“户赋”的学者所引用，例如：
    《史记·货殖列传》：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页3272，中华书局，1982年。）
    《汉书·高帝纪》五年五月诏：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应劭曰：“不输户赋也。”
    如淳曰：“事，谓役使也。”师古曰：“复其身及一户之内，皆不徭赋也。”（注：《汉书》卷一下《高帝纪》，页54-55，中华书局，1962年。）
    宋代徐天麟在其《西汉会要》中就专列“户赋”一目，所引资料就是上述《史记·货殖列传》中的那段文字。（注：宋徐天麟：《西汉会要》卷五一《食货二》，页596，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然而，根据其上下文意可知，这些材料所言均非专指某一种特定的税目，对此，田泽滨先生已有论述（注：田泽滨：《汉代的“更赋”、“赀算”与“户赋”》，《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6期。）。之所以有学者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理解为“一户内所纳诸赋的集合”，恐怕主要是受上述文献材料影响所致。实则不论是“岁率户二百”还是“复其身及户”，所言均非户赋，不宜用来解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
    张家山汉简中所提到的“户赋”确实是一个单独的税目，其性质与征收标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根据凤凰山汉简，西汉文景时期基层官吏征收赋税时所执行的正是上述法律条文。又根据睡虎地秦简，汉代的户赋和刍稾税是对秦制的承袭。因此，把张家山汉简中的“户赋”与文献中似是而非的有关记述区别开来，或许更有助于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