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伸张所信之政见”
    1912年6月，蓄意专制独裁、 破坏《临时约法》的袁世凯迫使内阁总理唐绍仪辞职，宋教仁及其他同盟会员也联袂辞职。目睹北京政府所作所为的宋教仁认为，“国务院无全体一致、志同道和、实行大政方针之精神，”恃其“建立统一国家，岂非缘木求鱼之类乎？”〔13〕唐内阁倒台，宋教仁总结了教训，即建立政党内阁制，真正按约法精神使袁世凯虚居总统之位，将国家实权揽于革命党人手中，其首要之举就是建立一个在议会中占居优势的政党。所以，宋教仁辞职后，“尽力党务，苦战奋斗，伸张所信之政见。”〔14〕
    早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后，中国的政党组织结合的因素便逐渐消失，出现了分化之后又立即出现了大化合。而“大化合作用发动于同盟会干部的宋教仁。”〔15〕除孙中山，黄兴外，宋教仁算是同盟会中最露头角的首要人物之一，为他党所推重；因此，当民主人士章士钊在《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之说，主张国内所有党派一律毁弃，造成对立的两大党以为实现责任内阁制度的良好基础时，宋教仁极为赞同，“于是，宋教仁首先展布他的敏捷手腕，与那个重要的第三党--统一共和党人士相提携；原来统一共和党的重要人士多与宋为知交，感情极融洽。在民元八月，……几个小党合并而改组国民党：这便是国民党的大化合。”〔16〕国民党的成立，使其党势大张，宋教仁亦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17〕对立两党的形成，确为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奠定了基础。
    从文字上看，国民党党纲较之同盟会政纲温和，如“男女平等”被取消，“平均地权”改为“注意民生政策”，“谋求国际平等”改为“维持国际和平”等，后人据此斥责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活动是由革命走向改良，是迷恋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议会迷”，牺牲同盟会的革命精神。事实上，我们客观地分析历史现实，不难看出上述观点的片面。在形式上，革命党人退步了，但其政治目的是为了再进一步。当时革命党内的形势是清朝封建帝制业已被推翻，部分革命党人认为革命目的已经达到；他们或自标清高，谢绝官禄，隐居故里；或被袁世凯的和平烟幕所惑，丧失了应有的警觉。面对民主共和声浪，袁世凯极力造就“共和”政治气氛，迷惑了相当一部分革命党人，甚至孙中山也主张“现在政治之事，有袁大总统及一般国务员担任。”〔18〕宋教仁未认识到要造成责任内阁，不仅要有拥护内阁的政党，还要有强大的后盾即人民群众，没有广大民众作基础是民国初期政党的一大特色，“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19〕所以势单力薄，只有“政党政治”这一利器与袁世凯抗争，只能说明资产阶级本性的软弱，不可归责于宋教仁的退让。客观地说，当时组党的真正意义，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和党，“两方面都只注意在袁世凯一人身上，一方防止袁世凯，一方拥护袁世凯”，党义党纲不过是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已，“不过是空洞的招牌”，这也是民国初期政党的一大特色。“可见党义自为党义，政争自为政争；最初分党的真正原因，与新揭举的党义没有十分的关系。”〔20〕
    国民党的成立，使宋教仁成为核心人物和政治上最活跃的激进分子。自1913年1月始，宋教仁便以组织政党内阁的候补者自居， 由湘而鄂而皖而宁而沪到处演说，对于时政的得失尽意发挥，号召国民党人为建设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政府“继续奋斗”。但“他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氏为宜，不过内阁非以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不可。”〔21〕表明了他对北京临时政府的明确政治态度和对未来责任内阁的信心，同时也表现了其政治的遇阔。在责任内阁制中，取得国会多数议席确实是一个政党执掌政权的关键，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代言人袁世凯是决不会轻易地将政权拱手让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终于袁世凯“暗萌杀意，密令心腹赵秉钓谋之。”〔22〕
    四、不渝“操守”
    国民党竞选获胜后，宋教仁踌躇满志，认为实现政治抱负的时机已到，准备晋京组阁以与袁世凯抗衡，但北洋军阀官僚们是绝对不愿意在宪政轨道以内行动的，连同他们“有历史渊源”的唐绍仪尚且被排斥，何况被他们视为“暴民首领”的宋教仁呢？〔23〕关键时刻，宋教仁惨遭暗算。偌大中国，政党林立，政见纷扰，为什么袁世凯独不容宋教仁呢？
    史学界一致认为是袁宋矛盾的激化，即袁世凯蓄意独裁专制，宋教仁则坚持责任内阁制，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从直接原因上看，即国民党选举获胜，袁世凯害怕宋教仁挟国会之势逼迫他同意组建内阁，更深层一点则是害怕宋教仁地位的提高与势力的壮大。袁世凯认为，欲阻止责任内阁制必须摧毁国民党，而“要破毁国民党，非先破毁制造国民党的领袖不可。”孙中山之为袁世凯所忌固不待言，不过他知道此时的孙中山不欲与他为敌，革命党人只有宋教仁仍孜孜于责任内阁。袁世凯也曾对宋教仁使用过金钱毒杀政策，甚至高官厚禄收买政策，但宋教仁却不肯接受，“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宋教仁死于坚定的革命信念、对民主共和政体的“操守”。
    暴力不是阶级斗争的唯一形式，合法的不流血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作为一个旧官僚，袁世凯尤其害怕资产阶级政党内阁，他曾对杨度说：“以暴力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24〕很明显，袁世凯欢迎的是武力斗争方式，害怕的是合法斗争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谋共和政体的斗争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恩格斯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25〕宋教仁的民主政治意识与实践正是这种进步的历史潮流的代表与体现。“自推倒清帝以后，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常常是革命派和军阀官僚派对抗的斗争。”〔26〕宋教仁被害、宋袁的对抗，正是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对抗，实际上反映了资产阶级与地主买办阶级、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封建专制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宋教仁是一个坚定的反独裁者，并非什么“亲袁派”。在无产阶级尚未登上政治舞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势力的代表，宋教仁拿起了民主政治的武器，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势力抗争--尽管还很软弱，已是难能可贵的举动，宋教仁的鲜血对后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曾起过积极作用，斥之为“议会迷”，实非公允。
    注释：
    〔1〕〔2〕《齐鲁公报》1911年12月21日，转引自吴相湘：《宋教仁--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第4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9 年版。
    〔3〕〔4〕〔7〕〔13〕《宋教仁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上册第368页，下册第465页。
    〔5〕《革命文牍类编》第5册电报类，第3、4页。
    〔6〕《胡汉民自传》第54页，《革命文献》第3辑。
    〔8〕〔9〕〔10〕〔11〕〔12〕〔14〕徐血儿：《宋渔父》第1 集，上海民立报馆1913年。
    〔15〕〔16〕〔19〕〔20〕〔21〕〔23〕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252、252、262、260、 276、277页。
    〔17〕《国民党本部总务部通告海外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32页。
    〔18〕《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31页。
    〔22〕《辛亥革命首义回忆录》，湖北人民出版社。
    〔24〕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22 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3-344页。
    〔2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