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勿庸置疑，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天地会掀起的盗匪劫掠狂潮，搅乱了清政府在广西的统治秩序，造成了该省治安失控、社会动乱的局面，这在客观上转移了清朝地方当局的视线，对拜上帝会的组织发展和密谋起义发挥过掩护作用。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掩护作用是怎样得以实现的？广西会党纷纷沦为盗匪帮会，形成了一股严重危害城乡社会治安的恶势力，其反社会性势必招致全社会的反对。拜上帝会旗帜鲜明地反对盗匪帮会，谴责盗匪行径，劝人改邪归正，并以严明的纪律约束会众，所有这些举措，与沦为盗匪的会党形成强烈的对比，不能不使外人相信它是“类于劝善”的宗教团体，从而得以抹上一层保护色。1848年，紫荆山秀才王作新为反对拜上帝会捣毁社坛神象，具状于桂平县衙，指控被告“阳为拜会，阴图谋叛”。知县王烈很不以为然，斥责原告“何得以争踏社坛细故，捏饰大题架控”，至于“以大逆陷害人”，更是“殊属昏谬”[53]。拜上帝会“类于劝善”的活动和会众严守纪律，是所谓天地会的“掩护作用”能够实现的重要原因。如果他们也去打家劫舍、剪径勒逼，那种“掩护作用”就会无从谈起。
    凡事利害交织。盗匪劫掠狂潮终于招致清政府对广西用兵以后，尤其是陈亚贵逃回紫荆山区，致使清军过早转移视线，发现那里的拜上帝会“迥非群盗窜扰可比”[54]，并且快速作出反应，把“聚集精兵，全力攻剿”金田起义军作为解决广西问题的关键所在[55]。如此一来，太平天国起义不仅丧失了给清王朝以猝不及防之打击的可能性，而且险遭全军覆灭的厄运。此外，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要在广西建立“西京”，去广东建立“东京”的说法[56]，决不是空穴来风。他们在仅有万人的条件制约下，无论主观想象如何飞扬，也不能不以务实的态度，首先在岭南谋求发展。然而，风云突变出乎他们的预料。广西曾是清朝统治力量薄弱、军政吏治业已溃烂的边陲之地，现在却迅速变成清政府重点用兵之区，还几乎可以说是全国总动员。敌我力量对比的改变，迫使已骑虎背的太平军把求生图存作为战争的目的。如果说金田起义以前，拜上帝会制订过起义的战略、策略和进军计划，那么随着求生图存成为燃眉之急，所有这一切就只好都从头来过，并且必须随机应变、避坚击虚，边打边找出路。事实也是如此，太平军的进军路线和战略目标，是在不断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中，不断修正、逐步成熟和定型的。太平军由“东进”转变为“北上”，乃是广西局势突变使然。
    广西局势的特点除了产生上述影响，还在客观上既为太平天国广西首义拓展了社会基础，又使太平军在首义之区处于相对孤立的困境。
    太平天国起义前夜，天地会在广西掀起盗匪劫掠狂潮，给全社会带来犹如飓风的灾难性破坏，加剧了种种社会矛盾冲突的激化，以及城乡居民的痛苦和怨愤。“民居此土者，一苦于贼，再苦于兵，三苦于胥吏之需索”[57]。劫掠狂潮还折辱了地方文武官员的权威，削弱了地方官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把整个社会拖入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绝境。地方当局对于社会治安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由于它的贪黩聚敛和弛治放任，最终成为万民之怨府。社会治安失控与否，和王朝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透露着王朝盛衰消长之机。因此，在百姓心目中，社会动乱便成了清王朝“气数已尽”的最直接的、具体的根据，从而瓦解着它赖以统治的社会基础，改变着民心的向背。从这种视角看，会党在广西掀起的劫掠狂潮，客观上成为封建王朝周期性危机日渐显露的表象之一，虽然它本身不是什么“反清起义高潮”，但是有助于农民起义风暴的酝酿和兴起。
    在这吏治腐败、赋敛苛重、天灾频仍和盗匪横行的边陲省份，拜上帝会具有的政治抱负、内部的团结互助、高尚的道德和严明的纪律，给处于绝境的百姓带来了生存希望和精神支柱，因而能够吸引更多的人聚集在拜上帝会周围，以及争取日益广泛的同情和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会党劫掠狂潮客观上为太平天国起义拓展了社会基础，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如果拜上帝会也卷入劫掠狂潮，它同样会和沦为盗匪的会党一样，丧失民心的支持。所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仍然把陈亚贵、张钊之流作为反面教材，借以教育太平军严守纪律。
    太平军和广西会党的合作何以不能成功？这是长期困扰研究者的话题之一。据记载，拜上帝会金田团营时，所谓“西江艇军”的八大头目曾经率队加入，但是不久除了罗大纲，其余的都因盗匪积习难改，以及对拜上帝会的前途不抱信心，而反戈相向，投入清军阵营，变成了清军控扼西江水路的劲旅，遂使太平军顺江东进的计划遭到失败。金田起义爆发以后，广西会党不是踊跃响应和支持，而是出现另一种局面，数万头裹红巾的天地会众纷纷倒向清军，去围攻太平军。不是说广西到处都布满了反清起义的“干柴”（会党）吗？然而跌入火海的反倒是太平军。面对如此残酷的事实，太平军也深感失望，对助桀为虐的会党责问道：“况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58]。之所以这般反常，是因为广西会党大都沦为各有“山头”的盗匪团伙，和清军合作，是为了谋求生存，以图将来恢复劫掠旧业，这是昔日与官府互求容忍的格局在新形势下的变种。换句话说，太平军和广西会党难以合作的原因，在于前者志在反清和开创新朝，后者志在劫掠敛财，志不同则道不合。因此，固然有过会党首领加入太平军，但是为数寥寥无几，成不了主流。于是，广西会党的劫掠狂潮，一时间变成了降清高潮。
    广西局势的上述特点，致使太平天国在首义之区找不到安家之所，这就迫使他们割弃顾恋桑梓之情，把他们逼出岭南。太平军一旦北上湖南，形势就骤然改观，进军长江中下游后，竟然可以号称百万之师了。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反差，不能不令人对太平天国起义前夜的广西局势再作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