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载籍户口下降的原因
    按照人口自然增长的规律，明代华南户口数字应当不断增加。然而，载籍户口所显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种现象从情理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早在明代，就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质疑。如万历《福州府志》的作者说：“余常考历代草创，井邑萧条。盖百姓新去汤火故耳。及承平日久，未有不滋殖者也。旧志载正德时户口，视洪武中不能增十之二三，顷视正德又无所增矣。夫国家治平，晏然无事二百年于斯，兹前古所未有也。则休养生息，固宜数倍于国初时，乃民不加多，岂有是理哉！”（万历《福州府志》卷26《食货·户口》。《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福州府户口》同）嘉靖《建宁府志》的作者说：“户口之登耗，系国脉之盛衰，故必培养字育，使之滋息可也。承平既久，生齿宜繁，然稽之版籍，则递减于前，而聚庐顾亦如旧”。（嘉靖《建宁府志》卷12《户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下降？是自然因素还是社会因素？抑或是二者兼有？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难题。
    我认为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下降与天灾人祸有很大的关系。明代中期以后，华南地区自然灾害相当严重。随着气候由暖到寒的转变，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和生物灾害频繁发生，层出不穷。较大的水灾、旱灾、地震、瘟疫、饥荒都曾导致人员伤亡。如英宗正统七八年间，福州府古田县发生瘟疫，疫死1440余口。（《英宗实录》卷106）宪宗成化十一年至十二年间发生大规模的瘟疫，“疫气蔓延，死者相继”。（《宪宗实录》卷149；《明史》卷28《五行》一）二十一年，广西平乐大水，“漂流民居万余”。广东广州一带风雷大作，飞雹交下，“坏民居万余，死者千计”。武宗正德十六年，福州大疫，府县官员死者四十余员，军民死者极多，无法计算。（《世宗实录》卷3）嘉靖十七年，广东惠州大水， 沿海居民“死者以千计，户口或因之告绝”。神宗万历三十一年，泉州海潮泛滥，淹死万余人。（《神宗实录》卷387）三十七年， 福建建宁等四府大水，淹死人民十余万。（《神宗实录》卷458；道光《福建通志》卷271）四十六年，潮州飓风大作，海水横溢，淹溺12500人，坏民居30000间。（《明史》卷28；《广东通志》卷188）大体与此同时，华南地区的内忧外患也经常发生。明王朝与起义农民和广西、广东等地少数民族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战争。这些战争都是在华南地区进行的，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户口损伤。倭寇的破坏也曾损耗过户口。比如兴化府户口的衰减就与倭寇的侵扰破坏有很大关系。16世纪70年代，西斑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曾出使福建。他在《出使福建记》中写道：几年前，日本人在兴化一带大搞破坏，不仅平毁了郊区的房屋，而且破坏了城中的许多建筑，他到兴化时，“有三万多户的地方仍无人烟”。（注：〔英〕C.R.博克舍编注、何高济译：《十六世纪中国南部行纪》，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9页。）类似的事件在明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载。如《晋江县志》载：“嘉靖季年，倭夷人寇，兵火疠疫之余，户口十损六七”。 （乾隆《晋江县志》卷3）此外，明代华南重男轻女现象严重，有溺杀女婴的陋习。明代中后期在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况下，弃婴、溺婴的问题就更加突出。大量女婴被溺，造成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如福建建宁府浦城县正统七年（1442）男35591人，女22243人，男女比例为1.6:1。 成化八年（1472）男42915，女18245，男女之比为2.35:1。万历四十八年（1620）男32966，女11628，男女之比为2.84:1。由于“一邑之中旷鳏十居六七”。（重纂《福建通志》卷56《风俗志》大量无男子无妻，必然会影响到繁殖后代，影响到人口的自然增长。
    明代华南载籍户口的下降也与明代中期以后的“隐口”、“逃亡”现象有关。明朝人曾说：“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于土木兵戎”。（《明史》卷77《食货》一）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明代中期以后，政治腐朽，社会黑暗，土地兼并，赋役繁重。这种情况在华南地区也有所反映。据文献记载，当时华南吏治败坏，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无名百出，一纸下征，刻不容缓，加以吏皂抑索其间，里甲动至破产”。（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5《福建三》）在这种情况下，“赋役则自少而多，户口则自多而少，纷纭谬乱，不可胜道”。（嘉靖《邵武府志》卷5《户口、赋役》）隐口、逃亡之事便不断发生。隐口有三种情形：一是一般农民不堪赋役剥削而隐口不报。这种情况是各级统治者都不允许的，所以虽然也有，但真正能隐瞒下去的并不多见。二是豪强、官僚、地主与官府勾结或依仗权势隐瞒家庭人口和依附于他们的农民。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三是官府或执掌户籍的官吏利用职务之便，隐瞒户口，从中渔利。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此外，因官僚作风而造成统计疏忽的情况也是有的。“隐口”现象会直接导致在籍户口减少。对此，明朝人多已论及。有人说：“余按古籍及后世之籍，户口代减，岂古之民多于后乎？盖上古据丁给田，故古之民无丁不报；后世论丁起役，故后之民无丁不瞒。然则非民之渐消，法使之也”。（嘉靖《增城县志》卷9）有人说：“顾令甲役民之制，丁赋三钱，以庸值计之，役五倍于周，而与事任力又不与焉。上但期于足用，不必计于隐口与否，下虽受重役之名，而实分输于数丁，上下固两得之矣。第此惟族姓繁夥者得以蒙浩荡之恩，而单门弱户分无所之，重役如故，至于以有身为患，不亦悲乎？”（《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2《福建二·户口》）还有人说：“抑或有司未稽其实，而奸胥蠹吏，佯为侥悻者地耳。旧制凡十岁一籍其民，大抵定田数而止，此弊政也。夫一邑之户始衰而终盛，一族之人始寡而终多，奈之何必因其旧也哉。是故豪家巨室，或百余人，或数十主，县官庸调，曾不得征其财帛。其一夫而田，田夫野人生子黄口以上即籍于官，吏索丁钱，急于星火。此所以贫者益贫而富者益富也”。（万历《福州府志》卷26）可见“隐口”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其结果势必会造成载籍户口的减少。逃亡是赋役压迫的直接后果。在政治腐败的情况下，各级统治者都加紧了对农民的剥削，使大量农民陷于极端的贫困化。明朝人说：“民贫以其产鬻于富家。富家得其产而遗其税于贫民之户。贫民惧逋而逃，官按户籍以取税，责及里长。里长无所偿则以逃。民之税摊之于存户。存户不能堪，又并以其产鬻而逃矣。前逃之税未了，而后逃之税又摊，其势必至于相驱而尽逃。不逃则亦相驱而尽盗也”。（嘉靖《增城县志》卷9）贫民“赋繁役重而力不能支，则其势不容于不逃；逃亡既多而赋役无所出，则官府不得不责之于见户。故一里之中，二户在逃，则八户代偿；八户之中，复逃二户，则六户赔纳；赔纳既多，则逃亡益众”。（《明经世文编》卷340《计处极重流移地方以固根本事》）由此可见，赋役的增加和户口的减少是有内在联系的，可以说，重赋之下的逃亡也是明代华南载籍户口减少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