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与甘地是印度现代史上两位最主要的政治思想家。在1919年-1947年的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中，尼赫鲁与甘地一方面合作共事，并肩战斗；一方面却分歧重重，冲突迭起。尼赫鲁与甘地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导源于他们两人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上的差异。本文试就尼赫鲁与甘地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作一初步探讨。
    1
    尼赫鲁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甘地则是“披着政治外衣但内心深处却是一个虔诚的宗教活动家”，[①]他们的思想特征和政治风格存在着巨大差异。
    尼赫鲁思想体系和甘地思想体系属于两个不同的类型，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其一，甘地思想渗透着浓郁的宗教道德气息，尼赫鲁思想则具有明显的科学世俗色彩。宗教道德是甘地思想的典型特征，甘地曾指出，“我的全部生活导源于宗教精神，我的政治行动及所有其他行动都来自我的宗教。”[②]甘地所说的宗教并不是指某一派别的宗教，而是指源于并超越于一切宗教的本质东西，即统治宇宙的道德法则，[③]它改变人性、纯净身心、教人解脱、减轻痛苦。宗教的本质是道德，宗教和道德二而为一。甘地宗教道德的核心和基石是真理和非暴力。甘地将真理等同于上帝，他说真理不仅指相对真理，而且指绝对真理即上帝。上帝是甘地信仰力量的根源，对他来说，上帝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神秘的力量，它超越了言语和理性，既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中，也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因此，万物合一，人类同一，人只不过是上帝的工具，他的言行由上帝操纵，每当陷入困境，甘地便虔诚地冥想祷告，与心中的上帝交流，倾听它的声音，祈求它的指引。甘地宣称，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他发现了非暴力。他将非暴力等同于爱，他指出，非暴力的消极意义是不伤害，积极意义是爱，非暴力的原则也就是爱的原则。非暴力即爱是人的本性，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兽类的法则一样。非暴力法则要求既要爱自己也要爱别人，既要爱朋友也要爱仇敌，既要爱人类也要爱生物，以爱制恶，以德报怨，以自苦感化别人，以精神力量反对物质力量。甘地将非暴力绝对化，将非暴力看作是同真理和上帝一样伟大的法则，它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适应于一切方面，一切时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条，对这个信条的违背就是对真理和上帝的犯罪。
    尼赫鲁对人生和社会问题则持科学和世俗的态度。他反对一切非科学的宗教人生观，他认为虽然宗教满足了某些人类深刻的内心需要，树立了一些指导人类生活的原则、价值和标准，但宗教产生偏狭和偏执、轻信和迷信、感情用事和愚妄悖理、维护剥削和既得利益，它倾向于禁锢和限制人类的思想，并产生一种不能自主和无自由的人的性格，它是对超自然力的信赖和盲从，其中隐藏的理解人生问题的方法无疑是不科学的，不可取的。因而，尼赫鲁反对将宗教用于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以及政治非宗教化。在他看来，政治与宗教的结合是最危险的结合，因为它导致教派政治。[④]尼赫鲁不信仰人格神上帝，他说，“即使上帝果真存在，我们最好不去瞻仰他或是依靠他。过分地依靠这些超自然的因素可能导致，并且曾经时常导致人们丧失自信，并减弱了他们的智能和创造力。”[⑤]尼赫鲁追求真理，但并不将真理等同于上帝，而是视为能动的客观实在。他追求真理的手段是科学、理性、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教条的非暴力。他接受非暴力为争取印度自由的手段，并非出于宗教信仰，而是出于实际考虑。他认为，根据印度的背景传统以及当时的条件，非暴力是唯一可行和有效的方法。印度人民被解除了武装，不知道如何使用武器，既缺乏从事有组织的暴力的物力也缺乏训练，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暴力方法反抗英国是愚蠢的，会遭到英印当局轻而易举的镇压，而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则是政治不成熟和破产者绝望情绪的表现，不可能动摇强大的有组织的政府。[⑥]尼赫鲁出于实际考虑，接受非暴力为反抗英国政府的武器，但他反对将非暴力教条化和绝对化，反对将非暴力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反对把这个原则应用到防御外来侵略和未来社会中去，不排除在社会变革中使用强制方法。
    其二，甘地思想渗透着狭隘的复古色彩，尼赫鲁思想则具有开阔的现代气息。甘地重视精神价值，否定物质享受，他将物质条件的改善与精神进步对立起来，主张“过简朴生活，有高尚思想。”[⑦]他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文明不在于增加需求，而在于有意和自愿地限制需求，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因此，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尼赫鲁重视物质利益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他看来，只有在一个物质利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社会，人们才能过真正幸福而安宁的生活，他对现代文明持积极的科学态度，他指出，现代文明固然充满了邪恶，但也充满了善，现代文明有能力克服这些邪恶，把文明连根铲除就是剥夺文明的这种能力。[⑧]因此，他主张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大工业，实行工业化，对传统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用社会主义这个武器克服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固有弊端，建立一个崭新的、现代化的社会。
    由于这种思想特征上的差异，尼赫鲁与甘地在政治风格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
    其一，甘地强调手段，尼赫鲁重视目的。在政治行动中，甘地奉行“注意手段，目的自明”的政治哲学，他将手段比作种子，目的比作树木，手段和目的之间有着“姻亲”关系，但手段比目的更为重要，人们能够控制手段，却不能控制目的，手段不仅是实现目的的途径，而且本身包含着目的，目的源于手段。甘地指出，“有人说：‘手段毕竟是手段’，而我则说‘手段决定一切’，从手段可以看出目的，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并无间隔的墙……目的的实现与我们所运用的手段是严格成正比的，它们是毫无例外的一致关系。”[⑨]“我最关心的乃是手段和它的不断应用。我知道，只要我们重视手段，则目的肯定能达到。”[⑩]因此，在政治活动中，甘地从不明确阐释政治斗争的目的，对目标问题含糊其辞，而是不厌其烦的强调手段，维护手段的纯洁与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