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的多元论，悄悄地导入了“历史中的完成”(17)这一目的论，以此将“各历史世界”作为“完成与未完成”的差异来定位。而且其结论归结为强调建设各民族国家各得其所的“世界新秩序”中日本的道义职责。
    因历史传统与地域特殊性而联系在一起的各民族国家，应以各得其所为建设新世界秩序的道义上的原理，我国正向国内外宣传这一点。(18)
    对於高山而言，日本“是在现代世界史的转换中扮演着主导性作用的最大的国家”。从而，“现代世界史的成立，无法脱离我日本的行动。事实上，现代世界史脱离我日本的国史是不存在的。”(19)果若如此，这不正是高山自己所批判的、将特定的特殊看作普遍的陷阱吗？
    这必将招致对高山的“绝对普遍性”的质疑，高山如是说：
    普遍世界的世界史，毕竟无法脱离一种特殊性。那麽，将现代的普遍世界也作为一个特殊，使历史世界一般成为相对的、特殊的绝对普遍性是什麽呢？……所谓超越历史世界性的绝对普遍性，不应赋予限定性的命名，它是绝对无。(20)
    作为“绝对普遍性”的“绝对无”构成京都学派的否定神学或否定政治学的核心。(21)问题是，“绝对无”被认为是作为特定的世界观，即在“差别作为差别而存在，并贯穿全体构架协调的组织秩序”和“相即相入的世界秩序中新的普遍姿态”(22)中显现。其结局是，无论其做否定神学的表述，抑或是否定政治学的表述，都不过是被附加了条件的普遍性。因此，高山的“新世界史”就成为一边批判帝国主义，一边拥护帝国主义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意识形态。(23)这是因为，日本在批判帝国主义的欧洲的同时，重新定义了特殊与普遍，“自觉”地起到了将二者重新绑定的作用，从而虚构出能使各民族各国家各得其所的“相即相入的世界秩序”。
    果若如此，我们构想的未来的“新世界史”与普遍性的关系就产生了两种可能。其一是面向无条件的普遍性敞开，另一个则是重新考量被附加了条件的普遍性。
    无论何种情况，大前提是，因其方法不是“得所”这种差异，多元性受到尊重，不主张特定的特殊历史世界(欧洲、日本、中国等)拥有通往普遍性的特权。与此同时，不能堕入相对主义，必须意识到“世界是一个”。
    笔者认为，近年依据中国哲学中“天下”的概念，将“天下”作为中国式的普遍性予以重新肯定的动向随处可见。(24)他们将“普遍”与“特殊”适度地融合，不放弃对普遍性的要求，但是同时恢复文化的主体性。若真如此，如何使其成为可能，则是必须谨慎而深入探讨的。近代以来，看似被塞进一种特殊之中的中国文化，如果能在接受了近代的基础上再次担负起普世性的职责，其意义将是无比深远的。这种对天下概念的重新思考，与高山所说意义上的“新世界史”的关系，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它是否得以重新定义被附加了条件的普遍性条件，抑或陷入了异曲同工的结构中。对此一问题的回答，或有待今後讨论的进展。
    我们必须在充分把握近代光与影的基础上重新思考普遍性。通过重新思考，如果确能构建出不依存於条件限制的普遍性，那麽即将到来的“新世界史”就会牢牢地立足於斯。
    注释：
    ①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9,pp.47-48; 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p.32.
    ②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下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康德全集》，第14卷，福田喜一郎译，东京：岩波书店，2000年，第19～20页。
    ③Reinhart Koselleck,Vergangene Zukunft,Zur Semantik geschichtlicher Zeiten,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9,p.56; Reinhart Koselleck,Futures Past:On the Semantics of Historical Time,p.36.
    ④⑤⑥⑦(11)羽田正：《通往新世界史--为了地球公民的构想》，东京：岩波书店，2011年，第103、101～102、161、166～167、150页。
    ⑧⑨武田泰淳：《司马迁--史记的世界》，东京：讲谈社，1972年，第99～100、104页。
    ⑩竹内好：《〈武田泰淳全集〉第九卷解说》，《竹内好全集》，第12卷，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第161页。
    (12)(13)(14)(15)(16)(17)(18)(19)(20)高山岩男：《世界史的哲学》，东京：こぶし书房，2001年，第89、87、447、35、94～95、94、387、389、 447～448页。
    (21)西谷启治亦将“绝对无”适用於自己的“世界史的哲学”。请参看西谷启治：《世界史的哲学》，上田闲照监修：《世界史的理论》，京都：灯影舍，2000年(尤其是第57页)。关於京都学派的否定政治学，请参看拙着：《否定政治学与公生哲学》，中岛隆博、小林康夫编：《为了公生哲学》，东京：UTCP，2009年。
    (22)参见中岛隆博、小林康夫编：《为了公生哲学》，第456页。
    (23)对此种理论的批评，参看高桥哲哉：《记忆的伦理学--战争·哲学·奥斯维辛》，东京：岩波书店，1995年；米谷匡史：《殖民地·帝国的〈世界史的哲学〉》，《日本思想史学》，第37号，仙台：日本思想史学会，2005年；米谷匡史：《〈世界史的哲学〉的结局》，《现代思想》，第23卷第1号，东京：青土社，1995年。
    (24)参看赵汀阳：《天下体系的一个简要表述》，北京：《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0期；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