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他一生理论著述甚丰，涉及许多领域，党的建设便是其中之一。在加快改革开放、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温张闻天有关执政党建设的论述，系统探讨其晚年的执政党建设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新中国的成立到庐山会议之间的十年，张闻天一直在外交战线工作。这十年中，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倾注于新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对执政党的建设没有系统的论述。就在他从事外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张闻天由于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作了支持彭德怀同志的发言，而被错误地打成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当一名“特约研究员”。1966年5月全面展开的“文化大革命”风暴进一步波击张闻天。从此，他开始了承受残酷斗争、非人折磨的岁月。
    1969年10月20日，张闻天被遣送广东肇庆。在肇庆被监管的日子里，张闻天虽身处逆境，但他仍关注着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年逾七旬的病弱之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贞，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肇庆文稿”。其中，《人民群众是主人》（1971年11月）、《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1973年9月）、《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1973年9月）、《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1973年12月）等，充分显示了张闻天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深刻理解，是这位资深革命家对执政党建设问题深刻思考的记录，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的光辉论著。张闻天晚年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保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三个关系
    第一个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群关系。
    张闻天对执政党党群关系的阐述，称得上是真知灼见。其主要观点是：
    第一，执政党最危险和致命的错误是脱离群众。张闻天认为，在执政的条件下，党“最容易犯的错误，错误中最危险和最致命的，是脱离群众。”①张闻天能够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提出这一科学论断不是偶然的。早在1920年4月，列宁就提出了这个论断。张闻天借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苏共的历史经验，针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实际情况，再次肯定了这一科学论断的正确性。而且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了造成这种大危险的原因。
    首先在领导者方面。张闻天认为，党执政以后，党成为“国家机关的唯一的和最高的领导者，党的领导者也是国家机关的首长。他们做决议，下命令，领导一切，指挥一切。”②这种特殊的地位“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常常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是站在群众之上的官吏。他们有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性，似乎群众有义务服从他们的领导和指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发号施令。”③这种错觉必然导致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可能性增加。
    其次在人民群众方面。由于过去长期受尽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欺压，有些群众也容易以旧思想、旧习惯来对待党的领导者，把他们看作官老爷，对他们唯命是从。这种现象说明人民群众对自己的主人地位还不了解或不完全了解。因此，张闻天明确讲：“人民群众方面的旧思想、旧习惯，也是促使党和国家机关的某些领导者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脱离群众的另一个原因。”④
    第二，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首先，张闻天论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党的领导的一致性。他说：“党不能没有群众，群众不能没有党。群众是基础，党是领导。”⑤所谓党的领导，是讲“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依靠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领导的共产党”；所谓群众是基础，是讲“共产党只有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一起，并使他们接受和实现其领导。”⑥张闻天认为，这是两条规律。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明确指出：“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人民群众是主人，党是勤务员。”⑦据此观点，张闻天提醒全党：那种把党所领导的组织当作凌驾于群众之上的“办差机关”、“官僚机关”，而党员变成了站在群众之上的“官老爷”、“党官”的严重现象，对于党、对于革命事业实在是一种最大的危险。其次，张闻天指出，党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工具。他说，人民之所以需要共产党，就因为她能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执政几十年的历史已证明了这个真理。
    第三，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实践来实现的，因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与否必须由群众的实践来检验。正如张闻天所言，对于党的路线和政策，“赞成与否、拥护与否，执行与否，只能由人民群众自己下决心。”⑧张闻天认为，要把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实践，首要问题是必须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真正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靠什么来检验？张闻天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指出：“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尺度。”⑨这是张闻天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也是他律己待人、著书立说的出发点。
    第二个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
    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是保证党的正确领导的重要内容。张闻天于1973年12月8日在肇庆写下了《正确处理党同国家的关系》一文，对正确认识和处理执政党的党政关系作了启迪性论述，是党的领导人中较早论述党政职能分开问题的文章。
    首先，论述了党政各自不同的职能。张闻天认为，党的领导职能是“集中于决定国家的政治路线和方针策略，动员群众完成国家的决定和法令，并检查这些决定和法令在群众中执行的实际情况，总结群众在实践中的经验，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从而加强对国家机关的领导作用。”而无产阶级国家的职能是“防止外来侵略，镇压国内外反动派，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⑩根据党同国家政权的不同职能，张闻天强调指出：“党领导国家，但本身不是国家，它不能代替阶级实行专政，决不能把无产阶级专政和党专政混为一谈或者把两者等同起来。”（11）
    其次，论述了党政实现各自职能的不同方式。张闻天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依靠暴力来维持的。它依靠暴力、军队、公安部队、人民警察、民兵以及公安和司法等机关，镇压国内外敌人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以及惩处一切违法乱纪分子的犯罪行为。”而党则“依靠说服教育的方法，来领导国家机关的活动。它不能代替国家机关采取镇压或强迫命令的方法。”（12）
    最后，阐明了党政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针对我国50年代后期就开始强调党委对企事业单位的“一元化领导”，文革期间更是达到极端，党和社会主义事业受到严重损害的情况，张闻天提出忠告：“任何企图以少数人的活动，即使最优秀的共产党人的活动，来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成为党的附属机构的想法和做法，都是不正确的，也一定会徒劳无功的。”（13）在此他已经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必要性。他同时还指出了党政不分的危害。他说：“如果党包办代替国家机关的工作，使国家机关的工作流于形式和表面文章，那一切关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言化，就只能是纸上谈兵。”这些批评意见，切中要害，一针见血。张闻天能够在把是否承认“党的一元化领导”视为拥护还是反对党的领导的标志的情况下，第一个拨开种种理论迷雾，认真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领导和管理国家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党政职能分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与20年后的政治体制改革方针相一致的见解，我们不能不折服他的政治眼光和理论勇气。
    第三个关系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共产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
    共产党执政以后的最根本任务是“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14），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阐明了的。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八大”，我们党虽面临繁忙的政治工作，如抗美援朝、新解放区的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但党始终抓住了恢复和发展经济这个中心，因而正确地处理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八大”以后，确切地说是庐山会议后，特别是“文革”期间，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基本规律认识不足，对国内上阶级斗争出现的新情况看得过重，从而使我们党在处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中不断出现失误，一味强调“政治挂帅”，严重忽视了经济建设这个执政党的中心工作。
    张闻天在被监管于广东肇庆期间，面对过分强调政治的不正常现象，冷静而深刻地思考了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和经济的关系这一重大课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便是他思考的答案。他在文章中指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15）他针对“文革”中的“突出政治”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在共产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下，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16）他认为，“政治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针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所谓“突出政治”的鼓噪，他一针见血地批评道：在党执政以后，这种脱离经济的领导，必然会导致党失去政权。因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17）在有力地阐述了执政党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之后，张闻天着重指出：党的中心工作是“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张闻天能够在强调“政治挂帅”、“左”倾思潮盛行的“文革”中，保持清醒的头脑，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党执政条件下的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工作中心只有一个，即经济建设。这充分显示了张闻天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精深造诣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