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7年11-12月间，中国抗日战争南北战场均告失利，当首都南京失陷前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之命，调停中日战争，两度转来日本之议和条件。第一次在11月末，南京尚未失陷；第二次在12月底，南京已陷，条件亦苛。政府要员集于汉口，以为既不能战，即须求和，汪尤极力主和。惟日方条件“非我所能堪”，亦有主战者。山西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亦应命来汉商决和战大计。抗战之初，彼属主战且与中共军合作者，今亦变计而主“联合防共”了。据当时之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27日）记阎到武汉后之意见：
    晤阎先生，渠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待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原注：日对列国总以为中国不防共为口实）。午，渠等会议，已决定以此方式答询德使矣。
    这正是汪所致力的中日德意四国“联合防共”的阵线；此亦戴季陶、陈立夫的“大方针”。据陈《成败之鉴》记述，此项“大方针”亦在此时向陶德曼提出建议云：“轴心国家应该联合起来，要日本往北进，德国向东进，这才是轴心国家的目标”；“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先把苏俄打跨”；“苏俄被打垮以后，共产主义就被消灭”。此等“大方针”，似曾经过讨论，然以意见纷歧，致无结果。徐永昌《日记》（1938年1月5日）云：“由近来每个人之主张及日前李德邻（李宗仁）之态度，觉对内之不易言和较对外尤难。”
    1938年1月6日，蒋、汪等要员集会，正式讨论和战大计，显然由于蒋的影响，主和声势减弱。首先由汪报告，仍倾向主和，转述德使意见，谓“中俄过于接近，甚失英、美之同情，德国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国力太甚耳”。意即中俄不宜接近，早日与日言和，俾日有力对俄。张群对此略有补充。惟程潜、孔祥熙主张持久抗战（徐永昌评为取悦于蒋）。阎锡山态度亦变，表示“一切应听中枢主张”。白崇禧未发一言，仅对阎云：“今日中国舍俄援无路也。”（见徐永昌《日记》）
    四
    德使陶德曼调停未成，汪颇责怪蒋为斯大林所左右。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口号所害。迨至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国民党内主和之声再起。是月24日王世杰《日记》有云：“闻我军事当局已决定放弃武汉，一切均在实施中。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又26日记：“外间盛传和议，汪、孔虽倾向于结束战争，然日人表示坚持以蒋先生下野为先决条件，亦不敢公然作议和之主张。”实际上，汪已暗中与日方进行议和。条件谈妥，乃于12月18日自重庆潜达河内，走上“投日”之路了。
    汪之出走“投日”，依照蒋介石之说，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且犯此病者，非仅汪等少数人，国民党内与汪同调者大不乏人，不过未随汪氏出走而已。其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曾有《肃清在位之汉奸》之提案，意在反对同情于汪和议主张之人，尤注意张群与陈立夫。为蒋所阻止。然此病不除，中国抗战前途，蒋之领导地位，可能受到影响。故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 蒋做了一次长篇的讲话，题为《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对于党内“恐日”、“恐共”之病，作了批判，意在稳定内部动摇心理；对于中俄及国共关系，以及德意日防共协定，作了分析；对于汪氏和他之间的不同意见，做了颇为具体的解释；特别说明“抗战到底”问题，指出“有人（似指汪）以为抗战到底的口号，是共产党害了我们，心理不免恐慌”。蒋则认为依此方针来做，没有什么可怕的。国民党这次全会曾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显为纾解内部“恐共”心理，出于“自救”的需求。或有认为国民党从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免有所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