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时间和空间相合而构成“事” （Event） 。事和事是互相推动互相影响的，所以无论什么事都有历史。事之中以人事最为复杂，最为灵动，最有趣味，而且关系人类的生活也最大，所以研究人事历史的需要也最切。至于史书不过是这种人事历史研究过后，史学家认为值得记载的记载。
    因为事与事间的推动和影响，常有交互联系的轴纽（Axis） ，一切事物如此，人事更是如此，--所以历史有各种的组合，各种的集团。如人事历史的研究，就其所处地域划分，便有所谓国别史等等；就其所发生的时间次序来分，便有所谓通史、断代史等等；就其某项事的组合的重要性来分，便有研究专题的史，如文化史、经济史、某次战史等等。这都是就研究的便利，和谋研究对象易于专精而划分的。
    人事间相互的推动和影响，也和自然界受动力的支配一样，愈近的力量愈大。用一个粗率的比方来说，好像水中抛了一个石子，最近的圈子所受的推动最大，愈远愈淡下去了。（这还是从内心看到外边去，其实应当反过来看）。所以最近人事的历史，影响於人类，或是人类的某一部分--民族--也最大。要知人类或民族过去的来历和演进，现在的地位和环境，以及他将来的生存和发展，都非研究他近代的历史不可。这不是说远的古的不要研究，或是研究了也不重要，乃是说近的切的更当研究，尤为重要。所以做近代的人，必须研究近代史；做中国近代的人，更须研究中国近代史。
    说到时间空间的本质，原来是不可以割裂的。所以历史有两个特性：一个是连续性，一个是交互性。近代史名称，也不过是就研究便利而划分的一个段落。就历史的连续性而论，不是说近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可以不问过去一切的，如西洋近代史，有许多西洋史家，只从法兰西大革命讲起。这不是说法兰西大革命以前，西洋就没有文物制度。也不是说法兰西大革命一起，西洋的文物制度，一齐变了。巴斯梯陷落的日子，不能把全法国的公鸡变成母鸡。文物制度的变更，虽不能拿这话来做极端的形容，但是要把他一旦变了，其困难和不可能，也差不多是和公鸡变母鸡同样罢。须知巴斯梯陷落以后，法国人还是照样的生活照样的起居，不过史学家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某方面的重要性起见，姑且把他做一个重要时代的开始。若是把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起，也不是说近代的中国，就始於鸦片战争。别的不说，即就中国对於西洋交通一事而论，也不是从这个战争开始的。近之如16世纪中西海路交通，如方济各、利玛窦的东来，和西洋文化与商品的输入；远之如中西当汉唐时代在中央亚细亚的交通，和中国由西北所受希腊与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哪一件不应当提到？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不能真正闭关；海禁大开，也只能注重这个大字便了。如果史学家从鸦片战争开始讲中国近代史，也不过是为研究便利和认定这件事对于中西短兵相接后，所发生的各种影响的重要性起见，把他当作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而已。原不是认为这个时代，可以和以前的一切历史分开的。
    就历史的交互性而论，则中国近代史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而且是一个最趣味的对象。我方才说过，中国和西洋的接触，并不从最近开始；但是在近一段里，中国确是和西洋一天一天的增加了许多国际的关系，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影响。不只是军事、经济和所谓一切物质文明，因此发展了新的局势，而且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基础，也因此受了剧烈的震动和变更。现在没有几件中国的事实，是可以离开世界的环境讲得通的。要研究中国政治的改革和变动，非打通国际的情形来看不可；要研究社会的改变和生活，非综合他国的现象来看不可；要研究文化的演进，非考察世界的学术思想不可。【从具体的一件军事来讲，譬如英法联军战争一役，英军因亚罗号事已于1856年10月23日起，开始军事行动，攻下炮台，炮击两广总督衙门了，到1857年全年几乎战争中止，大家都很莫名其妙的；--叶名琛则相信扶乩，扶乩说过了阴历8月15日英军不来，则不再来！--哪知中止的原因是因为1857年5月13日的印度叛变，英国大使额尔金（Elgin）把英国调来的兵，在中途--新加坡--转调到印度平乱去了。到该年年底，印乱已平，英兵来华，于12月19日与法国合兵攻下广州；于1858 年1月4日叶名琛被俘。设如不打通世界大势来讲，则战事中断一事，如何可以讲得通？设如印乱不平，英兵始终不来，则叶名琛的扶乩岂不真是千灵万灵，有退兵之术吗？】 若是从大家可以看见的方面来讲，则在这个时期之内，发生了五个重大的对外战争：鸦片战争（公元1839 至1842年），英法联军战争（1856至1860年），中法战争（1884至1885年），中日战争（1894至1895年），八国联军战争（1900年）--哪一个不是和外国直接的冲突，哪一次冲突不在国外国内发生重大的影响？还有两次大革命--一次是太平天国革命，一次是辛亥革命--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何况产业革命、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正是继续进行，没有停止呢？所以这个时期，实在经历了亘古未有的大变。我们无论是对于历史的真象负责，无论是对于民族生存的适应负责，能够不研究吗？
    研究中国近代史是实际的需要，也是知识的要求；但是中国现在看重这种研究的很少，--当然，带营业性的中国近代史出版品也很多，学术界却不能认真研究--这也有些缘故。第一是因为学者的好古心，觉得材料愈古的愈可尊重。（不可一概而论，有许多真正的古史学家，并不忽视近代史的重要。）第二是因为恐怕时代愈近，个人的好恶愈难避免，深怕不能成为信史。第三是因为恐怕有许多材料不能公开，将来发现，以后他人再来重写，自己的著作不能成为定史。其实这三点都不能成为研究近代史的理由。第一，从学术的眼光看去，什么材料，都应当平等看待。古代的残砖断碣，对于历史的重要，不见得就高于近代的告示公文。我们不能因为他难得而重视，更不能因为他常见而鄙弃。须知今日的告示公文，若是保留到几千年后，将来史学家何曾不是把它当作巴比伦的残砖、埃及的古碣或是“流沙坠简”一样的重视，加以冥思暗索呢？同是史料，与其等将来的稀少的时候，再来视如拱璧，何如当现在多的时候，还有较大比较研究的机会呢？史迹重在亲见。从前司马迁研究孔子，自己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低徊留之，不能去焉。”司马迁这种实地考察的精神，非常可佩。但是可惜他所看见的，只不过是汉朝孔子庙堂里的车服礼器，设如他能看见孔子时代的车服礼器，岂不更好吗？还有许多实际的情形，是要靠当代人口述的。章实斋说：“余修永清县志，亲询乡妇委屈。”设如时代湮远，生活态度改变，章实斋又何从得乡妇而亲询？第二，因时代太近，恐怕牵涉自己的好恶，的确是一件可顾上的事。史学家重在客观，不能以主见来影响事实的真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是史学家一个重要的信条。（但是史学家对于史料的选择，和史事的了解，自有标准。史事被史学家了解的时候，已自成一轴纽。这个道理，和我在本文头几段所说的道理，当另有一文讨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话是近代史学家应该刻记在心中的，但是却不能因噎废食食。孔子是最明白这道理的人，所以他作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其中有七十三年，便是他自己经历的时代。司马迁做史记，不在汉武帝以前停止。再举西洋的史学家来说吧。西洋史学界的父亲Herodotus所记，便是他从埃及等处亲自见闻得来的。希腊大史家Thucydides 是亲自参加Peloponnesian战役的人，但是他写的Peloponnesian战史，是一部很可靠而不废江河万古流的著作。就我国人的经验而论，关于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克服泰安的战役，据总司令致《中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说是四月二十日克服的。（见报告第57页。）但是我于五月一日过泰安，看见泰安城上，还是褚玉璞的兵。设如后来发现任何人在泰安围城中的日记，便要起争论了。因为负责的机关长官，向负责的会议的报告，一定是很可靠的了，而且就情理而论，那次战事早经结束，对于一个城克服的迟早，断无早报以夸张武功之可言。但是围城中被难人的日记，也是很可靠的。这个官司，也许后人引经据典，争个不了。哪知事实是那次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战役，往往把敌人包围在城里，不等城池攻破、即已前进，泰安也是如此。而执笔写报告的人，以为军队已过泰安，即算克服泰安。这个疑团，是我亲到泰安城下，目击情形，才能解决的。又如报纸或定期刊物，也是一种重要的史料。研究鸦片战争的人，不能不参考当时广州英国人出版定期刊物，共二百四十号，名叫“Chinese Repository”。这是一种重要的史料；但是这只是英人的记载。
    当时中文还没有报纸，可以供我们比较。现在上海《字林西报》对于中国特别是对于中外关系问题的记载，我们就知道注意纠正了。就以中国现在的报纸而论，言论记载，各有不同；我们天天看各种重要报纸，而且知道各种报纸的背景，所以能够知道各报所载事实的真相。若是等到千百年后，各报之中，只有一种是保存全部的，而且他的背景，--甚至于某年某月一段时期的背景，--后来的史学家无从知道，只根据他的记载来做史料，来下判断，岂不是大大的上当吗？第三，说到许多文件不能公开，的确是史学家一件憾事。
    写史书的人，谁不愿意把所有在他研究范围以内的材料，统统看见，成一种名山不朽的著作。但是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搜集可能范围以内的材料未始不可供史学家毕身精细的工作之用；而且不能公开的材料，除了一小部分外交政治的秘密而外，其他的还是汗牛充栋。况且历史的著作，并不眼于外交政治秘密的方面。即就外交政治秘密的材料而论，也不是绝对不公开的，--虽然常有年度的限制。（但是我承友人的介绍，到法国外交部去看有关中国问题的档案，也开放到一八六〇年为止。至于他们本国人和政府有接拾的，当然看到的期间更迟。如G. P. Gooch 写《大英外交史》，便参考过英国外交部最近的材料；而H. B. Morse写《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也看过英国外交部关于鸦片战争的档案。）并且谢谢俄国的革命，把以前帝国的秘密文件，一齐发表，或是公开出来。他们的红档里面，不但有许多是关于西洋外交史的材料，而且有许多是关于中国内政外交极重要的材料。（现在外交档案全部不公开的，恐怕只有日本，这件事很受西洋学者的非难。）大战以后有许多条约，也只是公开的秘密。如威尔逊文件的发表，Col. House文件的发表，还有许多自传，回想录的发表，都是留心的史学家最好取材的宝藏。就以中国近代史而论，除了民间社会的材料而外，就是政府的文件，最大部分也是公开的。如《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等等，都分藏在故宫博物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学等处，可以自由参考。从总理衙门、外务部、外交部一贯下来的档案，都有钞档可以调阅。况且中国的外交内政，简直没有多少的秘密可言。史书的定本一层，却是更难说了。老实说，史书就永久不能有最后的定本的。古代史的标准著作，常常因新的发现，新的采掘，而有变更。如殷墟的发掘，便变更了许多我们对于殷代文化制度和世系的观念，值得我们重写一部殷代史。就是没有新的发现，则因后来的生活愈益演进，对于前代的了解，愈益增加，并且愈有不同的观点。（这个道理，我也在另文研究。）
    知识的探讨如果一日不停止，则谁敢说他的著作，是最后的一部呢？
    比较起来，“文献足徵”而且“所见异词”优于“所闻异词”，是研究近代史所占最重要的优势。在目前的不研究，难道等到将来湮没以后，对荒邱而太息吗？所以我觉得在国外受过近代史学训练的人，应当积极研究本国史，或是本国近代史。我不是说中国人聪明才力，尽心去研究外国史，不能和外国史学界权威抗衡，乃是说除非他能终老于外国，不然即以材料的不方便而论，要与外国对于史料予取予求，终日摩挲的学者去争一日之短长，或是百年之大业，是很难的。况且学术的眼光，是把一切材料都作平等待遇的，不见得远方来的药材，便要灵些。又何必舍近就远，舍己耘人呢？
    近代史的文献虽然多，--不只是文献，就是实际的物件等等也是多，--但是丧失的快，也是可以惊人的，鸦片战争时所用的喷筒，--当时重要的火器，--至今我不过在南京第一公园里，看见一个。庚子战役时的武器、旗帜、告示，以及民间所贴的“花纸”，只有外国的博物院和图书馆里，还可以看见。就是辛亥时候的报纸杂志，现在中国党史编纂委员会四处登报招求，已经有许多是不可再得的了。建筑雕刻最近被毁于水火兵灾的，更是不可胜数。这种文物的沦亡，是极可伤心的事。如果实际的物件等等之保存，只有靠国家或是大规模团体的力量，和一般人民的历史兴趣。如国立历史博物馆，是亟亟于要建筑的。至于档案一层，更非靠国家的力量不可。如巩固的Public Record Office是一种最好的制度；但是中国还没有谈到。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北平的时候，我眼见各部档案散失，并且想了许多法子去挽救；虽然不无效果，但是终因范围太大，机关太多，致告束手。曾经建议设立档案保管局，也因为财政困难，不能实现。从研究史学的人看去，是多么痛心的事！有如太平天国的文件，当时因触犯禁忌，几乎全部销毁掉了。在国内除故宫博物院里略有发现而外，我想太平天国灭亡以后，两江总督衙门和布政司衙门里，一定还有存着的。但是我访求了两三年，知道经过迭次的兵灾，完全丧失。英法联军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中心是两广总督。但是两广总督衙门的档案，在1858 年广州失守的时候，大部分丧失，一小部分被掳到欧洲去了。只落得我在欧洲的时候，还在旧书摊上，买回一百多件。（其中有一件是葡萄牙驻澳门理事官诿黎哆，关于禁烟问题，向林则徐具的甘结，有亲笔签字和火漆印章。）国内总理衙门及以后外交机关的档案，却有二万多本的钞档；虽经拆订了一部分，弄得很凌乱，已经是最难能可贵了。（至于原档，已经凌乱损坏散失不堪。譬如（民国）十八和十九两年，我去研究中日战争档案的时候，想调阅李鸿章和俄国所订《中俄密约》的原文；登记簿子上说是存在一小白皮箱里；据一个在外务部和外交部服务将三十年的职员说，此项密约原文和这个箱子，早已不见。当华盛顿会议的时候，与会的国家，要求中国发表原约；但是遍寻不得，后来一个不重要的职员，在地下的乱纸堆中发现出来，现在不知去向。华盛顿会议的记录上所载的，是否即系原文，抑系译本，中文原文如何，均不得知，真是可惜。）如袁世凯时代国务院的公文信件，我为清华大学图书馆论斤地买了许多，燕京大学也买了不少。可见其余机关档案散失的情形，真是一幕惨剧！若不积极保存，将来更不知道散失到了若何地步。
    国家的档案，当然主要的还只有靠国家保存；但是在国家的力量和当局的认识，还没有到这问题来的时候，各处图书馆应当尽他充分的力量；而史学家的寻访搜集，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虽然不能和国家去令部保存的那样痛快，却也是一个不小的力量。“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千仞之冈，始于培塿；九达之衢，肇于跬步”恐怕要成寻访搜集史料者的格言。寻访搜集以后，还要继之以整理，考订，发表。其实什么是历史研究法？严格的讲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德文所谓“阿瑞斯踢克”（Heuristik） 的学问，正是搜集史料的学问。发表一层，也很重要。虽然不能全部发表，不能不有精密的选择（选择标准一层，自不能不起争论），但是为自己和后人的运用，以及将来的流传起见，这种困难，是不能免的。在写史书以前，史料丛书的编订，是必经的阶段。如德国的“Monumenta Germania Historica”、英国的“Rolls Series”和法国的“Collection des Documents lnedits sur 1, Histoire de France”正是这一类的重要贡献。最近德国的“Die Grosse politik”，也是一个史料的宝藏。中国以前的“长编”也仿佛有同样的性质。所以章实斋关于史料整理的意见，说是理宜先作长编。长编既定，及至纂辑之时，删繁就简，考订易于为功。（参见《章氏遗书》卷十三）章氏论史，以“记住”与“撰述”并重，因为名词的用法不同，他所谓史学，只限于史书。他说“整辑排比谓史纂，参互搜讨为史考”；但是史纂史考仍是达到精确的史学所必经的阶梯，所以他说“史之为道也。文士雅言，与胥吏簿谱，皆不可用，然舍此二者，无所以为史也”（参见章氏《文史通义》此处所谓“史”系指史书本身而言）。可见这种认识，是中国从前的学者有过的。为求中国有科学的史学和精确的史书起见，史料丛书的编订，实在是基本的工作，而且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将所有的史料一齐发表，因不可能，而且不必，但是将其有重要性的下一番“整辑排比”，或是“参互搜讨”的功夫，实在是新史学的基本建设。若是真有重要的史料，能得其完整的更好，万一不是完整的，也不当遗而不收。“吾犹及史之阙文”，岂不也是一件可幸的事吗？
    近年来中国很有人注重历史研究法。这虽然是一种很好的现象，但是高谈方法而不去做实际应用方法的工作是不成的。读一百部科学方法论，决不能产生一个大科学家，或是一个重要的科学贡献；读一百部历史研究法，决不能产生一个大史学家，或是一部重要历史的著作。大科学家和重要的科学贡献，是从实验室里，繁琐而极费耐心的工作里，产生出来的；大史学是从史料的灰堆和凌乱的文件里产生出来的。“大匠能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巧是一切发明贡献的基本条件。巧是从运用一部分确定范围以内的材料到精熟的程度，才能产生的。现在西洋大部分的史学家，真所谓“席丰履厚”，有人已经替他们做过了搜寻整理的工作（但是研究西洋中古史的人，便不见得有这种福气；还有许多“银拉丁”的材料，非自己整理不可）。在中国的史学家便不能袖手旁观，要有自己的工作，非自己下手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