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新文化人李大钊，虽将东西文明根本不同之点概括为：“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④”并认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但他贬中扬西的倾向亦十分清楚。李大钊在罗列东西国民性的各种差异后，着重指出，“就东洋文明而论，其所短约有数端：（一）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五）对于妇人之轻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权之偏重。（八）专制主义之盛行。”他的结论与陈独秀几乎异曲同工：“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达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此实无容讳言。中国民族今后之问题实为复活与否之问题，亦为吾人所肯认。顾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复活。可以于世界文明为第二次之大贡献。然知吾人苟欲有所努力以达此志的事，其事非它，即在竭力以受西洋文明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为此，李大钊大声疾呼，对于“从来之静止观念怠惰文明之态度”，实行“根本扫荡。”
    承认中华民族的“劣等”地位，必然引发文化人对造成国民劣根性的历史的、文化的、心理的、社会的诸种原因的继续探究。这就不得不涉及到对两千年来在中国文化界占有统治地位的“孔教”重新进行历史评估。陈独秀一马当先，他率先提出，孔教与新社会、新国家、平等人权，新信仰“不可相容。⑤”他将文化变革的锋芒直指孔夫子这尊遗害中国两千年的“偶像”。历史象是开了一个绝大的玩笑。昔日戊戌维新“离经叛道”的首领人物，当年辛亥风云中意志坚定的革命先驱，过去西学东引的布道者们，在这一新的文化挑战面前，却走向了反孔的负面。康有为几乎是用传统的宗教仪式，用三跪九叩礼来崇祀孔子，主张定孔教为国教；孙中山先生亦不敢苟同，他对新文化人所持的反传统主张颇有微词，不以为然；林琴南则以泼妇骂街的口气致函蔡元培，极力诺言诋毁那些反对旧文化的新文化人，盛推“千古至圣”的孔子。传统文化情结纠缠着、制约着人们，使人们本能的偏爱于它。
    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可谓从新文化角度指名道姓公开评估孔子的首篇论文。易白沙认为，孔子学说本有两面性，即主张君权，又取悦当时平民，因而它能从一普通学派发展成为一股社会势力。孔子之所以被历代统治者、野心家所神化，所利用，“是不能不归咎孔子之自身矣！”他数落孔子有四大错误：尊君权，讲学不许问难，少绝对之主张，重做官不重谋食。易白沙的论文发表于1916年2月，当时正值袁世凯悍然称帝，尊孔之风甚嚣尘上，文章的针对性自然十分明了，尽管他行文仍相当温和，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故有人将《孔子平议》称为“打倒孔家店”的第一枪。
    接着，陈独秀、李大钊利用所谓“天坛宪法”草案中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条大作文章，向“孔家店”发出了连珠炮，把对孔子的三纲的批判，同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攻击紧密地联系起来。李大钊提出：宪法是“全国人民权利之保证书，⑥”而孔教则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北洋军阀明文规定尊孔，则宪法“将为束制民彝之宪法”，“将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此专制复活之先声也。”陈独秀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孔子生长封建时代，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立国于今日民政民权发张之世界，而惟注意于少数贵族之举动云为，人伦日用，可乎不可？⑦”显然，陈独秀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吴虞特别攻击了孔子所传播的封建家长制。“详考孔子之学说……莫不以孝为起点；所以教字从孝……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君与父无异也。……孝之范围，无所范围，无所不包，家庭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夫孝之义不立，则忠之说无附。家庭之专制既解，君主之压力亦散，造穹隆然，去其主石，则主体堕地。⑧”挖封建家长制的墙角，自然是为了清除封建专制主义的基石，使专制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根基。
    鲁迅起步虽迟，但他的开山作《狂人日记》所表现的反礼教精神，一开始就具有鲜明、尖锐的色彩：“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人人抱着一种这样的“吃人”心理，“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结果，那些“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都结成一伙，互相劝勉，互相牵掣，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素称“礼义之邦”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看穿了历史的黑暗，于是鲁迅感觉到面前依然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愿人们为未来计，“救救孩子！”针对《狂人日记》的发表，吴虞又“发了许多感想”，写了一篇《吃人与礼教》。他不禁放声大喊：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
    从重新评定“至圣”孔子，到批判“吃人的礼教”，新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反传统主义的选择倾向亦随之日益明显。中国传统文化秩序本来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已是摇摇欲坠，现在新文化人们明确宣布“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真正开始从内部瓦解了，维持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中体西用”模式则被具有现代化意义的“西化”模式所代替。“五·四”以后，不再是要不要“西化”的问题，而是如何“西化”，亦即是走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选择英美式的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