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19世纪不仅是"科学的世纪"，而且还作为"英雄的时代"载入史册。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划时代革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时，对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进行了总结。恩格斯在谈到作为19世纪科学革命主要标志的三大发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时说："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22）"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联系的清晰图画。"（23）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都把三大发现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自然科学基础。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学说置于坚实的科学基础上。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及发展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时，使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价值分析方法；科学抽象方法；透过千变万化的现象揭示其本质，透过大量偶然的东西认识其必然性等方法。这一切具有普遍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特别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和抽象思维能力，在分析社会历史现象时显示出任何其他思维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史观使人类历史的研究成为科学，为历史科学奠定了坚定的理论方法论基础，对人们科学地认识过去、现在和未来有巨大的指导意义，而这一切，则是实证主义史学所无法比拟的。
    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出现了从"搜集材料的科学"向"整理材料的科学"的转化，即科学认识的重点开始从积累变为整理。与此同时，表现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方法的科学思维方式逐渐为新的更加符合新时代科学发展要求的新的科学思维方式所代替。西方反归纳主义的浪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作为科学发展的规律，历史学也不例外。一些史学家清楚地看到了这种规律性的变化，并强调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各个学科在自身发展过程中"以反思为主的时期的意义的确是难以估量的。只有在科学能够从旁观的角度观察自己、观察自己的实践的时候，才能对其认识手段加以检验、磨练和充实，才能造成使它过渡到掌握它所研究的实际这一崭新阶段的前提。"（24）战后历史研究理论化趋势不断加强，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建立，并对历史过程重视进行理论描述而不是编年体式的叙述，便是这种转化在历史学中的具体表现。历史学等科学学科出现这种情况有许多直接和间接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或最深层的原因则归于20世纪的科学技术革命。因为"现代科学不是孤立地而是在科学体系中发展的，这就是说，体系之中的某个环节发生的认识大变动，在其余的所有环节上是不可能不留丝毫痕迹的。战后时期展开的科技革命，大大丰富了当代整个科学思维的范畴-概念体系。"（25）特别是20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四大成就极大地丰富了辩证自然观，它们丰富并加深了世界的发展原则和统一原则，大大加深了自然界发展的动力是矛盾的观点，使一些更深刻的基本矛盾被揭示出来了，同时还加深了自然界有着无限层次的系统的观点，宇宙在无限的层次中无限地存在着和发展着。（26）这些科学成就不仅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同时还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因为它们鲜明地表现出具有现代科学特征的开放的、多维的、系统综合的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直接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新的科学方法，如：与相对论相对应的是探索性演释法、直觉方法、对称方法和对应方法；与原子结构、量子力学、粒子物理相对应的是互补方法、对应方法和结构分析方法，与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相对应的是反馈控制、功能模拟、运筹方法、信息方法、系统方法和状态变量分析方法；与电子计算机相对应的是程序语言和人工智能方法；与分子生物学相对应的是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和信息方法。这些新的科学方法"是这门或那门学科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使科学日新月异的最主要的因素，推动其前进，同时在科学发展中有长远的意义"，因为"任何科学认识的过程都是由三种成分组成的：即认识的客体、认识的主体和认识的方法。主体利用一定的方法去认识被研究的客体。显然，新的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被运用的方法的效力。"（27）这些新的方法向历史学传统的方法提出挑战，要求历史思维在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有所更新。历史思维的更新不仅使史学工作者提高获得历史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开拓历史研究的视野，提高历史认识的能力，提高历史研究的效率。一位科学哲学家说："在一切科学中，通过其外部表象深入到现象的内在原因才称得上是最重要的、最珍贵的与最诱人的。"（28）这完全适用于现代历史科学。实践表明，现代历史思维的一些基本特征完全反映了现代科学发展的这一客观要求。
    三
    关于现代历史思维的基本特征，笔者在一篇论文中曾从科学的辩证思维、创造性思维和系统性思维等方面进行了概括。（29）这些特征同时还反映了现代历史思维的发展趋势，同在科学革命影响下，现代历史思维出现的一些新变化并不矛盾。这些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在上述基本特征的范畴内强调宏观与微观的统一、定性与定量的统一、精确与模糊的统一。对这些新变化进行初步的探讨，有助于深入理解现代历史思维的基本特点。
    人类的历史是许多世纪以来依次更迭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史。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历史愈益成为全人类全世界的历史。在欧洲，是在文艺复兴运动时期才出现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世界历史著述。威尼斯人文主义史学家萨贝利科的《恩奈阿德》记述了自古以来至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世界历史，被认为是世界史著述的开端。这同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海上交通的空前发达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划时代的发现所造成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出现了历史性的转折有密切的关系。但是，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当时的学者认识不到"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规律性的发展结果，而将其视为不同地区不同国别不同民族孤立的闭塞的历史的叠加，反映在历史研究中，多是历史过程的史实记载，而不去探究各种史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影响。近代一些学者已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黑格尔在《哲学全书》中论及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时曾举例说："不应当把动物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看作动物的各个部分，因为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有在它们的统一体中才是四肢和各种器官，它们绝不是和它们的统一体毫无关系的。四肢和各种器官只是在解剖学家的手下才变成单纯的部分，但这个解剖学家这时所处理的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30）在历史研究中，这种割裂历史过程、历史现象之间普遍联系的研究法至今仍有影响。将人类历史矛盾运动人为地分解成毫不相干的若干事件或过程，然后再用这些孤立的过程或事件去解释生动复杂的人类历史，那是无法了解历史的本质联系的，因为这时的历史"已不是活的躯体，而是尸体"了。
    强调历史研究中微观与宏观的统一，就是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有内在的联系有客观规律性的有机体，通过历史的偶然认识历史的必然，通过历史现象的一般联系认识历史现象的普遍联系，通过某一断代某一地区某一国别或某一民族的历史运动及其联系，认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用"要素"与"系统"这两个概念解释"部分"与"整体"的相互关系时曾指出："一个要素在系统内部的行为不同于它在孤立状态中的行为。你不能从各个孤立的部分概括出整体的行为，为了理解各个部分的行为，你必须把各种从属系统和它们的上级系统之间的关系考虑进去。"（31）这段话对历史研究颇有启示，事实证明，对人类历史仅强调宏观研究或仅强调微观研究的思维定式都带有其局限性。前者从宏观到宏观，无法获得准确的历史信息，无法形成理性的历史认识，这样，无论是史实描述还是理论描述都失去了可靠的前提。后者从微观到微观，无法将研究客体放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中去进行全面的认识，往往只看到历史的表象，而忽略历史表象背后所蕴含的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更深刻的内容。在历史研究中，将宏观与微观统一起来，特别是通过微观说明宏观，是科学的辩证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已引起越来越多史学工作者的重视。
    定量研究用于社会科学，可追溯到17世纪。当时英国统计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一书中，已强调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解释社会经济现象。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定量分析，并取得一定的成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则是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的，历史研究一向擅长定性描述和论证，而与定量研究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种情况主要是客观研究条件的限制造成的。历史研究运用计量方法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为。现在在科学革命的影响下，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特别是思维主体由人扩大到人-机系统，利用电子计算机，使人的思维发生了飞跃。拉法格在回忆马克思时，曾谈到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方法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32）不难看出，战后计量方法在国际史坛的影响日渐增长，至今方兴未艾，乃是历史学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其研究方法在新的科学发展时期不断完善、成熟的结果。然而，历史学的定量研究决不仅仅是个抽象的方法问题，它首先是一种崭新的历史思维。这是思维主体对客体认识的一种新的观念，即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在认识历史过程的性质的同时，认识这一过程中一系列事物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只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客体有全面的深入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数学同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划在一起，而忽略了数学自身所独具的特点，即它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一具体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形态，而是从客观世界所提取出来的量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说，数学是思维工具，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工具。人们长期重视的是数学可以提供科学的计算方法和科学的语言，而忽略了它还向人们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方法，是"思想工具"。
    历史研究中的定量分析便是数学作为思想工具的具体应用。关于这个问题的一般阐释，近年国内外著述颇多，本文不再赘述。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如何利用定量分析更充分地发挥数学的辩证思维力量，去认识和分析史料，如何从量的关系方面分析历史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和本质性的内容。在这个科学抽象的过程中，既需要数学的理论和方法，更需要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即当构筑一个有效的数学模型时，把历史过程或历史现象通过这个模型用数学语言表述出来仅仅是第一步，紧接下去的是对这种数学语言表述的内容进行历史的分析和判断，揭示量的关系中所反映的质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掌握科学的历史信息，才能使历史研究的定性分析建立在精确的可靠的基础上。对历史学来说，这种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统一，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历史研究结论的粗略和空泛，同时，定量分析卓有成效的运用，还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不仅在经济史，而且在文化史、思想史、军事史、社会史等专史研究中开拓了许多新领域。近年国内外历史研究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应明确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仅仅通过定量分析--将定量分析绝对化--往往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因为计量方法代替不了分析方法和综合方法，史料不仅有自然属性，同时还有社会属性。它的社会属性和社会意义必须通过定性分析方法才能认识到，这不仅需要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同时其前提首先应是在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
    数学成为历史思维的工具不是偶然的，这是19世纪以来，数学科学在科学革命大潮的推动和影响下，自身迅速发展的必然结果。数学不仅可以反映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某些本质内容，同时也可描述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某些共同的内容。它不仅为认识自然史，同时也为认识人类史提供了有力的认识工具。数学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引人注目的重要趋势之一。同逻辑科学形式化一样，正在不断发展的数学形式化同样是人类思维的重大成果。用数学语言代替自然语言去描述历史现象或历史过程，这是向传统的历史思维方式提出的挑战。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定量分析自80年代起已引起不少学者的重视，但从研究实践看，并不尽人意，远没有发挥出这种研究方法应发挥的作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对科学研究中定性化与定量化相统一这一崭新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不足，当人们对其没有透彻了解的情况下不可能去尝试，更谈不到自觉地有意识地去运用。在历史思维的具体实践中，它没有占有应有的地位，自然也就不可能发挥其应发挥的作用。
    实际上，传统的定性研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定量研究。只是没有自觉地意识到罢了。当人们分析某一历史现象或过程时，都可找到某种直接的或间接的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离开一定量的质和离开一定质的量都是不存在的。在历史认识过程中，人们往往通过对历史现象量的内容和量的变化的研究，更准确地去认识质的内容，进而认识历史运动的规律。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并不相互排斥或对立，相反却互为前提、互相补充、互相规定和互相转化。数学方法作为一种思维工具，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提供准确的形式化的语言；提供数量分析和计量的方法；提供逻辑推理的工具。这些都适用于历史研究。随着历史思维方式的不断更新，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定性分析，并尽可能在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定量与定性的的统一上去认识历史现象，必然会使历史研究的结论更符合历史实际，使其更有效地发挥其科学认识功能。
    关于精确与模糊的统一，这个问题在现代历史思维中尤其重要，对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水平有重要意义。
    19世纪以来，科学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精确思维和精确科学得到迅速发展，特别是20世纪科学技术革命的重大成就，使精确性思维发生了新的飞跃。电子计算机不仅为人们提供了现代化的运算工具，同时为精确化思维向纵深发展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所谓精确化思维，主要是指以精确的数理语言和形式化语言对思维客体进行精确的定量化或完全形式化的表述，通过对有关客体的精确信息进行定量分析来揭露客体的本质。正是由于精确性思维的上述特点和优点，决定了精确性成为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此同时，人们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一切都应当精确化，越精确越好，盲目地将"精确"与"科学"划了等号，对尚没有精确化的东西，所考虑的往往是如何去实现它的"精确化"，即"科学化"，而很少去考虑它是否能够精确化或是否有必要精确化。
    当论及精确性思维时，一些人的重大失误之一便是没有分清思维客体是"清晰对象"还是"模糊对象"，这也是产生上述"一切都应当精确化"的观念的基本原因。实际上，"清晰对象"和"模糊对象"两者的逻辑基础完全相反。与前者相联系的精确性思维是建立在二值逻辑的基础上，即"非此即彼"，而后者的思维则建立在多值逻辑的基础上，即"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世界，事实上存在着许多模糊事实。对这些事实往往无法作出精确的结论，即非此即彼的结论，而只能得出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的模糊性结论。模糊性思维是由思维客体的量的规定或质的规定模糊，即它的类属及性态的不清晰性或不确定性决定的。不难看出，模糊性是对客体质的不确定性的反映。它与精确性并不对立，作为精确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只对精确性的绝对化（即对客体的判断完全是非此即彼）予以否定。显然，"模糊"并无含混不清之意，模糊性思维并不是糊里糊涂，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它比精确性思维更精确。为避免误解，一些学者主张将"fuzzy"按音译成"弗晰"，如"fuzzy logic"译作"弗晰逻辑"。（33）
    正由于模糊性是思维的固有特征之一，自本世纪20年代起，模糊思维问题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1965年，美籍伊朗学者L·A·查德以连续统值逻辑为工具建立了模糊集合理论，由此推动了"模糊性"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1982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查德的代表作《模糊集合、语言变量及模糊逻辑》的中文版（陈国权译），在我国学术界受到高度重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存在着大量模糊现象，即"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的模糊性现象。如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向另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过渡时所表现出的政治经济关系；再如发生在同一时代的两种历史现象，既无隶属关系又无继承关系，但彼此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它们这种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没有准确的概念表述，也往往是一种模糊性的关系。此外，在对某些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评价，用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评价往往会把复杂的历史现象简单化，导致科学研究中出现概念化公式化的现象。复杂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要求人们用多值逻辑判断，将其所表现出的各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进行评价，这种评价是模糊的，然而却能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出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