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郑樵讥评古人往往过当，但他不墨守陈规，以十二类部次群书，并广开诸略，以反映当时的文化成就，都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而且在图书具体著录方面，也有不少很有价值的见解。过去的目录，或为“类书”，或为“类人”，前者即“以人类书”，著录时以书名为主，作者用小字系于书名之下；后者即“以书类人”，著录时以人为主，作者在书名之前，皆用大字书写。《新唐书·艺文志》即“以书类人”，郑樵批评说：“《唐志》以人置于书之上，而不著注，大有相妨。如管辰作《管辂传》三卷，《唐》省文，例去“作”字，则当曰《管辰管辂传》，是二人共传也；……又如李翰作《张巡姚訚传》三卷，当去“作”字，则当曰《李翰张巡姚訚传》，是三人共传也……”（《校雠略·不类书而类人论三篇》），郑樵针对《唐志》的弊病，提出图书著录必须“以人类书”为原则，就是以书名为主，复注作者于其下。这样做，可以避免《唐志》弄不清书名和作者造成的麻烦，这一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郑樵又指出，著录图书不要“见名不见书”，亦不要“看前不看后”地乱分类，他说：“《尉缭子》兵书也，班固以为诸子类，置于杂家，此之谓见名不见书。隋唐因之，至《崇文目》始入兵书类。颜师古作《刊谬正俗》，乃杂记经史，惟第一篇说《论语》，而《崇文目》以为《论语类》，此之谓看前不看后”。（《校雠略·见名不见书论二篇》），这一条说的是图书著录必须核实的原则，著录图书既不能顾名思义，亦不能草率行事，这一原则的实施可以保证著录少出错误。
    编次不要失书，是郑樵对图书著录的又一意见，他说：“书之易亡，亦由校记之人失职故也。盖编次之时，失其名帙。名帙既失，书安得不亡？”（《校雠略·编次失书论五篇》）他举出《唐书·艺文志》“天文类”有星书，但没有日月风云气候之书，并提出质问，“岂有唐朝而无风云气候之书乎？编次之时失之矣！”又举《崇文总目》说，它倒是有风云气候书，却没有日月之书，“岂有宋朝而无日月之书乎？编次之时有失矣！”（同上）这一主张和前面的意见有关，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编次要做到不失书，除认真、不草率行事外，还需要有一个总体观念和全局的认识，掌握了文化领域的诸方面，就可保证著录全面，不致遗落任何一个方面。
    “编次必记亡书”，则是郑樵关于图书著录的一条特别重要的意见。而说它重要，并不在于这一点作为意见的提出，因为“古人编书皆记其亡阙，所以仲尼定《书》，逸篇具载。王俭作《七志》已，叉条刘氏《七略》及二汉《艺文志》、魏《中经簿》所阙之书为一志。……”（见《校雠略·编次必记亡书论三篇》）郑樵要求“编次必记亡书”的目的，不是仅仅备篇幅，而是为以后求书设地，“自唐以前，书籍之富者，为亡阙之书有所系，故可以本所系而求。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同上）。同时，“编次必记亡书”还可以全面地反映历史文献的面貌，更说明这一条意见的重要。
    郑樵的《校雠略》虽然只有《秦不绝儒学论二篇》等二十一题，为文不过几千言，远非洋洋巨制，但却字字甘苦，每一题都是亲履目录学实践的经验总结，尤其是对文献的收辑，文献的分类，文献著录方面所提出的原则，往往发前人所未发，作为目录学和文献学方面的理论著作，它的功绩是显而易见的。
    除《文艺略》之外，郑樵另撰《图谱略》，《金石略》，专门著录图谱和金石文字。有人推测郑樵单列这两略的原因是，《艺文略》难以容纳这两略的内容，其实不然，如《艺文略》的诸经和史部就收有图谱，并与《图谱略》互为出入，还有《艺文略》传记中的祥瑞，有《地动图》、《瑞应翎毛图》之类等等。另外，《艺文略》经部著录了一字石经《周易》一卷，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等等，这都属金石的范围。所以可以认为，《艺文略》既便不能全部包容《图谱》、《金石》内容，至少也可以部分包容，可见郑樵列《图谱》、《金石》别有深意。
    河出图，洛出书，自古图书并称。汉代任宏奉命校兵书，共校定兵书五十三家，其中就有图四十三卷。宋齐间，王俭作《七志》，亦设《图谱志》，因此，图谱单为一略，并不是郑樵的首创。况且所谓《图谱略》不过区区一卷，著录的图谱总共不足三百种，特别是其中的某些小类，如《孝经类》，仅《应瑞图》一种，《刑法类》只《五刑旁通图》一种，至于《论语类》，也不过有《井田义图》、《论语世谱》两种而已，其它类也多著录一两种。还有，元丰年间吕大防撰写了《韩文公集年谱》、《杜工部年谱》，已经把谱学引入了学术研究领域，谱学又以年谱这种形式而再度兴起，但是，对此《图谱略》并没有反映，那么郑樵列《图谱略》的用意又是什么呢？
    郑樵十分强调图谱的作用，他甚至说：“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通志·图谱略·原象》），还说：“以图谱之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矣。”（同上）郑樵这样说，不外乎为了证明“刘氏创意，总括群书，分为七略，只收书，不收图”的罪过，“上通于天”，这与他在学术上一贯深诋刘、班是一致的。
    郑樵生活在两宋之际，靖康之变后，宋京城汴京成了金的南京，宋高宗避居杭州，更为临安，作为南部中国的都城。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宋朝臣民的故国之思，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正是这样的故国乔木之作，他追述了汴京的繁华。而郑樵在《图谱略》中，首先著录《宋朝宫阙图》、《汴京图》等，无疑也表达了他对故国的思念。高宗朝宋金战争频繁，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形图显得十分重要，诚如郑樵所提出的：“非图无以明关要。”（《图谱略·明用》）其实，宋早就重视北方的地理形势，宋人出使辽、金，回朝之后，例奏“语录”，这种“语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叙里程，如《宣和乙巳许亢宗奉使燕云行程录》，即先叙里程，后叙见闻和应对。再如早期使金被扣留在金的洪皓，他在《松漠纪闻》中也叙述了从燕京到金初都城上京的里程，这些对里程的文字叙述，终究不如图来得直观、有效。《图谱略》著录有《大辽对境图》、《大金接境图》、《契丹地理图》、《西夏贺兰山图》，无庸置言，这些图都具有极重要的军事价值。
    虽然，郑樵对图谱的重要性强调过当，但诸图是文字表达的重要辅助形式，则是客观事实。如某些器物的形状，不管文字描述如何细腻，也难以表达得十分清楚，而图则能较好地达到这一目的，如《考工记》，要是没有图，仅凭文字，确实很难看得明白。汉张衡制作的候风地动仪，文字只描写了它的外形，至于它内部的机械构造，则语焉不详，如果当时有图，其结果大概就不仅仅是只知道曾有过这样一个重大的科学发明了。郑樵重视图谱，在二十略中列《图谱略》，记述图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记的图谱，分两大类，即“记有”、“记无”，而“记无”类的数量远远超过“记有”类，这样著录，既告诉人们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图谱，也提醒人们注意图谱的亡佚，这对于保存图谱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体现郑樵在保存文献上的贡献。
    金石学是宋代兴起、形成的一门学科。王国维说：“古器之出，盖无代而蔑有。隋唐以前，其出于郡国山川者虽颇见于史，然以识之者寡，而记之者复不详，故其文略存于今者，唯美阳、仲山父二鼎与秦权莽量而已。赵宋以后，古器物愈出，祕阁太常既多藏器，士大夫如刘原父，欧阳永叔辈亦复蒐罗古器，征求墨本；复有杨南仲辈为之考释，古文之学勃然中兴，伯时与叔复图而释之，政宣之间流风益煽，《籀史》所载著录金文之书至三十余家，南渡后诸家之书犹多不与焉，可谓盛矣。”（《宋代金文著录表序》）金石文献是一种特殊文献，也就是其本身带有文物价值的文献，郑樵十分重视这类文献，他以为，“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金石略序》）他还说：“今之方册所传者，已经数千万传之后，其去亲承之道远矣。惟有金石，所以垂不朽，今列而为略，庶几式瞻之道犹存焉。且观晋人字画，可见晋人之风貌；观唐人书{K1D605.JPG}，可见唐人之典则，此道后学安得而舍诸？”（同上）这里郑樵看重强调了具有文物价值的金石文献，有方册不可比拟的特点。
    金石文献出现很早，但长期以来被人们忽视，直到宋朝才逐渐认识到这些文献的价值，并开始临摹、著录、考释、评论这类文献，而郑樵正是通过著录金石文献，客观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石学在宋代的发展状况。由于大部分金石文献同时又是文物，而艺文志只著录“书”，不著录书以外的文献，换言之，艺文志不会著录器物、碑刻或造像之类，所以说金石文献不是艺文志所能完全包容的，郑樵创立《金石略》，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金石略》著录的金石文献年代顺序为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由于唐的内容较多，先分上、中、下，后又按人分，如分高宗、欧阳询、颜真卿等。内容包括青铜器、钱币、石鼓、碑刻，其中以碑刻为多，对于青铜器和钱币的著录，只录器物和钱币的名称，而不著其上所镌刻的文字。而对于碑刻的著录，除著录其碑题目外，还多有小注，或注年代，或注地点，或注撰人、书人，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碑刻下注“未详”，统观这些注，不难发现，它能反映出宋代对这些碑刻研究的概况。尽管郑樵没有具体研究某一金石文献，但他注意对当时金石文献的收集著录，对金石学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