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除了上述通过有针对性的编辑书籍对后妃、太子、藩王皇亲国戚的教育外，另一个侧重点，就是加强对政府各级官员的廉政教育。
    朱元璋认为“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则恃恩肆为奸究。然人性本善，未尝不可教戒”（21）。洪武十三年（1380），丞相胡惟庸叛乱，朱元璋抄家灭族严厉镇压的同时，又令翰林儒臣编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的奸恶之事，对212位以权谋私， 悖逆不道者选录入册。书成后，朱元璋赐名《臣戒录》，颁示中外官员，令其朝夕诵览，知所警戒。胡惟庸案对朱元璋震动很大，如履薄冰，他抓住这个典型的案例，编书强化政治教育。他在《御制相鉴序》中说：“自修《春秋》至今，凡儒者未尝不读是书，云何临事多谬不从善而从恶？--因杂处群书不能精知利害也”，可见杂处群书不知利害，是导致官员犯罪的一个方面，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朱元璋认识不到产生犯罪的重要原因是封建制度决定的，于是他命儒臣编辑历代史书中贤与不肖者的善恶之事为《贤臣传》和《奸臣传》两书，“使智者易为目诵，贤者易为取舍，才开卷犹见目，前若君子者孰从恶而不从善耶”（22）？可见，要引导官员从善，就必须编辑相应的教科书，提高其政治素质，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贤臣传》的编辑，共选录两汉至唐宋间的贤臣83人左右，全书分类十六卷目。所选人物如两汉的萧何，曹参、陈平、邓禹等，唐代的狄仁杰、姚崇、魏征、房玄龄、褚遂良等人，宋代的司马光、吕蒙正、文天祥、赵普、寇准等，对其嘉言善行予以讴歌。朱元璋在为该书写的序文中说：“贤人虽殁于千古，人若日诵其事，由生之所以，是不亡也”（23）。同时，又命翰林国史院编修吴沉再为之写序，吴沉在序文中说：“自汉迄宋，其间忠良之彦迭出，或佐命而开基，或守成而致治，或智谋之渊深，或节行之超卓，或文章之博雅，或忠义之显白，虽才力高下不尽相同，而其心则无不同。盖贤臣之心……君有善则将顺，有过则匡救，不迎合以取媚，不畏避而苟容，责难而陈善，正色而立朝，汲汲乎进贤退不肖……纪之史策而百世下闻者，莫不起敬，是编之作，岂特今日为人之臣所当鉴？实千万年为臣者所当法也”。编辑《贤臣传》的目的，是为政府官员树立楷模，造就忠君之臣，巩固朱氏政权。
    在《贤臣传》成书后，朱元璋说：“贤者可以为法，恶者岂不为戒乎”？又令编辑《奸臣传》一书，选辑两汉至唐宋间的奸臣26人，如西汉田蚡，东汉董卓，唐代李林甫、杨国忠等，宋代蔡确、秦桧等。朱元璋在《奸臣传》的序文中说：奸臣“窥睹人主之意，包藏祸心，舞文弄法，肆志跳梁，……余辜千万世，以至古今永为罪人也”（24）。同样又令吴沉为《奸臣传》作序，吴沉在序文中对奸臣刻画得入木三分，并对其劣迹进行剖析，说：“为君者，不可不读是书，不读则无以察小人之情状。为臣者，不可以不读是书，不读则无以惩创，而将蹈于覆辙。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赋子惧’，岂不信哉”！《贤臣传》和《奸臣传》的编辑，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政府官员，起到了警省和威慑的社会作用。
    朱元璋在积极倡导编书的过程中，身体力行，于洪武十八年（1385）起，亲自动手编辑了著名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当时，他针对“中外臣民染元之俗，往往不安职业，触丽宪章，欲效成周大诰之制，以训化之，乃取当世事之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著为条目，大诰天下”（25）。他在《御制大诰·序》中说：“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脏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并规定“凡朕臣民，务要家藏人诵，以为鉴戒，倘有不遵，迁于化外”（26）。在朱元璋的行政干预下，“自是民之作非者鲜，从化者多”（27）。达到编书育人的目的，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
    此外，从洪武十九年（1386）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又令儒臣相继编辑了《志戒录》、《武士训戒录》、《醒贪简要录》、《稽制录》等书，都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有针对性地进行编书，对政府官员强化廉政教育。其中《醒贪简要录》成书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8月。当时他谕廷臣曰：“四民之中，农最为劳，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秋成轮官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惶惶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之艰刻，剥虑害无仁心甚矣”。于是令户部“备录文武大小官品岁给廪米之数，以米计其用谷之数，又计田亩出谷之数，与其用力多寡而为之书”（28）。这是针对那些侵吞公物的贪官和挥霍百姓血汗的昏官而编纂的，书成后朱元璋赐名《醒贪简要录》，颁布于中外诸司。当时的开国功臣，有的恃功骄恣，不读书，逾越礼分，甚至肆情废法，奢侈腐化。大将军蓝玉在出征蒙古中，战功卓著，封为凉国公。洪武二十六年（1393）以谋反罪被诛杀并连及三族，在抄蓝玉家时，朱元璋见他服舍器用僭侈逾制，远远超过了政府规定的标准，大为恼怒。为遏制其贪欲，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诏翰林院儒臣，稽考汉、唐、宋功臣封爵食邑之多寡，以及名号虚实之等第，编成《稽制录》一书，严格规定了武臣的生活享用标准，凡勋旧居室坟茔货殖皆有定制，朱元璋亲笔撰“御制序文”，颁示功臣，“使之朝夕省览遵守，以遏其奢僭”（29）。同年12月，又辑历代为臣善恶为劝惩者，编为《世臣总录》，令中外群臣阅读。
    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朱元璋颁布《为政要录》，该书“载文武官属体统及佥书案牍次第，军士月给廪饩与宿卫之禁屯田之政”（30）。
    总之，朱元璋通过编书，不仅从中吸取了为政的经验和教训，而且还有力地配合了明初反腐倡廉斗争的开展，他有针对性地编书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也可以看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和社会价值。由于洪武时期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腐败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因此研究朱元璋在反腐倡廉斗争所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具有典型的社会意义。
    注释：
    ①②③《国朝典汇》卷22。
    ④《明大政纂要》。
    ⑤《明史纪事本末·北伐中原》卷8。
    ⑥《明太祖实录》卷46。
    ⑦《国朝典汇》卷22。
    ⑧《明大政纂要》。
    ⑨《进元史表》。
    ⑩《纂修元史凡例》。
    （11）《明大政纂要》。
    （12）《宋濂目录后记》。
    （13）《宋文宪公全集》卷7《吕氏采史目录序》。
    （14）《明史·徐一夔传》卷285。
    （15）《明大政纂要》。
    （16）《明太祖实录》卷39。
    （17）《明史·后妃传》卷113。
    （18）《明太祖宝训·论治道》卷1。
    （19）《昭代典则》卷7。
    （20）《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140。
    （21）《昭代典则》。
    （22）《皇明史概·皇明大训记》卷1。
    （23）《御制贤臣传·序》。
    （24）《御制奸臣传·序》。
    （25）（27）《昭代典则》卷9。
    （26）《御制三诰·颁行三诰》第43。
    （28）（29）（30）《国朝典汇》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