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生员壅滞的现象应从两个方面进行观察：一方面它使得大批生员无法通过贡生的正途进入官僚上层；另一方面，生员名额配给的大量增加，特别是相对严格的区域分配比例，促使生员能相对均匀地分布于基层社会，对礼仪教化的推行有着非常实际的贡献。这也是我把科举制不仅单纯看作考试制度，而是教化功能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
    除科举制外，对18世纪礼仪变革大有关系的因素是宗族形态在底层影响的深化。宋以前，规定只有天子贵族才能享有立庙祭祀的权利，普通民众没有立祠遥祭四代以上先祖的资格，只能在家中祭祀父母，宋明儒学对祭祖之制加以改革，乡民亦能享有祭祀四代以上祖先的权利。但从朝廷颁布的礼制文献到朱熹的《家礼》都没有如此明确的明文规定，民间礼仪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僭越朝廷礼制自我变通的结果。宋明以后，所谓“大宗祭祀”的权利亦被分散，庶子也可独立祭祖，这对民间宗族的兴起是个关键，因宗子祭祖范围扩大，敬宗收族的辐射面也随之放大。一旦小宗法的限制取消，乡民均可以祭始祖、始迁祖、始分祖，这使家族成员的范围成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扩大，使其不限于五服之内，扩及始祖、始迁祖的播迁范围，可以包括十几代祖先的后裔，比五服族亲的人员自然成倍增多。
    与此同时，主持祭祀礼仪的人数需求量也会随之大大增加。士绅的作用就会凸显出来。冯尔康先生注意到，清代掌握宗族祭祀的士人群体身份明显下移，且与无身份的富人结合在一起。(31)这个观察是敏锐的，因为官方默许民间立祠祭祀四代以上祖先，并打破了大宗嫡子垄断祭祀的局面，使得敬宗收族的面积扩大，但祭祖不是一般的活动，需要礼仪程序加以支持。同时，祭祖需要理清多代承接散播的源流谱系，以明其归属。故民间修谱就有了充足的理由，对绅衿士人的需求量必然大大增加，此际科举制下大量生员的壅滞恰恰为宗族的庶民化倾向提供了人才储备，这就是清代礼仪权利下移的宗族背景。科举制与宗族转型之间发生更为频繁的互动对18世纪礼仪变革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就涉及以下问题，即民间礼仪的变化到底是一种自发的行动呢，还是与官府的治理理念的转型也有一定关系？
    清初统治者大力推广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的治理理念，宗族在民间势力的增强实与此国策的实施密切相关。官府强制推行乡约会讲，宣讲《圣谕广训》，并旌表累世同居，五世同堂的家族，其职责均可能落实到宗族一级加以组织安排。这样一来，民间祭祖的力量就会名正言顺地扩大起来，波及经济和文化领域。各类族田学田等经济资助项目的设置与教化族人的举措频繁实施，都使得民间自治的能力有所提高，也使宗族教化的有效性要高于官府，从而导致“教化权”的转移。实际上民间礼仪组织是在和官府分享教化权，也就是与国家分享教化权。这种教化权包括对族人的精神训导、人格侮辱和各类体罚。教化权在训诫层面也呈现出管理权的特征。家族自治与乡族教化变成了一种国家向下延伸的社会管理机制，同时这种国家延伸的教化权力又有高度自治的特征。(32)因此，国家和民间对教化权的分享和切割的边界在哪里应该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雍正乾隆帝执政期间，曾经设想在民间设立“族正”制，一方面规范宗族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是想把宗族自治的权力纳入到官府的管辖权之内，把他变成国家的行政人员，结果证明并不成功。(33)
    教化权的实施基本由低层精英完成，特别是基层的绅士扮演重要的角色。即使像华北这样宗族组织作用发挥较弱的地区，基层组织的教化权似仍掌握在民间士绅手中。《儒林外史》中王玉辉就是一名生员，小说中的王玉辉在乡间当了三十年的秀才。清贫了半辈子，却不坐馆，理由是立志要编纂三部书流传后世，一部礼书，一部字书和一部乡约书。“礼书是将三礼分起类来，如事亲之礼，敬长之礼等类，将经文大书，下面采诸经子史的话印证，教子弟们自幼习学。”“乡约书不过是添些仪制，劝醒愚民的意思”。(34)吴敬梓的这段描述本意是讥讽王玉辉的迂腐，却也可反向进行阅读体会，由此可以发现，清代生员在基层所扮演的教化角色之实况，实际上沿袭了明代士人对礼制的推广经验。如前所述，明代基层大量简易礼书的编纂颇有利于礼制在基层的普及和传播。如清代山西泽州有“社首”之职，主持春祈秋报、管理社费、维修庙宇、息讼息争、协调人际关系等职责，其中十分之一来自下层士绅，其构成基本上是监生、庠生、贡生和生员的复合结构。(35)
    总括而言，对18世纪礼制转变的讨论似乎不应局限于思想史和观念史的思考范围，而应把它置于更复杂的制度与民间生活的互动网络中予以全面把握。不但要注意礼制的内涵与明清思想转折的关系，而且也不可忽略这种转折与清朝帝王文化品味的诱导之间的关联性。
    注释：
    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
    ②张寿安：《以礼代理：凌廷堪与清中叶儒学思想之转变》，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③常建华：《清代的国家与社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④⑤⑥商伟：《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17页；第88页；第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