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戊戌新学的基本特色
    第一，鲜明的政治性。戊戌时期的新学，是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即“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从一开始，它便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变法以救中国，“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而‘上下求索’”（注：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页。）。新学中诸如民权说、进化论等，其实质都是为变法维新这个政治目的服务的。新学家们认为：“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注：《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并指出不变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人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可使四百兆黄种之民胥为白种之奴役”（注：《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毫无疑问， 为政治而学术乃是戊戌时期新学的一个明显特征。梁启超曾总结戊戌新学失败的原因说：“一切所谓‘新学家’者，其所以失败，更有一种根原，曰不以学问为目的而以为手段”（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学者杨东莼也曾指出：“（康）有为的思想完全是当时时代与社会的反映，……（有为）只是拿着他的学说去做维新运动的手段。”（注：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18页。）实际上，戊戌新学正是充当了康有为等人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和宣传手段。
    第二，具有新旧调和、中西调和的特性。戊戌新学在其内容上，是杂揉中国旧学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结合物。其时，新学家已经意识到西方“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诚优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4页。）同时，他们也意识到变革的巨大困难，“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页。）故而在新与旧之间寻找平衡，在中与西之间谋求调合。这实际上是继承了早期改良派“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注：《庸庵海外文编》卷三，《考旧知新说》，光绪二十一年刻本，第25页。）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间寻找交流、整合的楔入点，是戊戌新学不可回避的历史课题。在实际活动中，新学家们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
    新学的调和性不仅体现在中西之间，也体现在新旧之间。新的本意有两种：一是性质上的新即质变；二是形式上的新即量变。如前所述，戊戌新学在性质上有变化，但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质变；在形式上也是如此，因而给人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如，在戊戌新学内容中，即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学术，康有为甚至搬出孔子作为其改制的先圣，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当时的新学家为减少阻力，多采取调和新旧的态度。
    第三，具有对旧学的巨大冲击力。戊戌新学一出现，便“以大海潮者，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使当时学者士人“一旦尽失其故垒，悯悯然不知其所以事”（注：《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44页。），从而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力。从其对中国传统封建学术的威胁而言，社会影响极大，使中国民众“识议一变焉”（注：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页。）。从学术意义上讲，这种冲击力有利于启发学者的怀疑精神，使之在某种程度上去揭示中国传统学术的贫乏，用以表现学者向往追求新文化的倾向。黑格尔认为，认识法则的合理性就是启蒙。从对旧有文化传统的冲击力来讲，新学的作用是巨大的，这是对近代中国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用张之洞的话说，戊戌以后“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注：《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704页。）正是在戊戌新学的影响下，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体系逐步建立起来。“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革”等应运而生，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四、余论
    中国近代文化是在中西会通的过程中整合、发展起来的，在外力的冲击和自身衍变的合力下，其改变了自身的文化生态。戊戌新学的出现，正是中国近代文化模式演变的一次尝试。但其中又包含内在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与新学家们自身的文化修养、中国近代文化生态环境以及传统思想根深蒂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还应指出的是，戊戌时期的新学，是新学家们用理性的眼光审视中西文化的结果。所谓理性，指的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注：汉默顿：《西方名著摘要》，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394页。 ）戊戌新学已经是仁人志士用理性的眼光去认识中西文化差异的起始，他们已经摆脱了以“奇技淫巧”看待西方文化的窠臼。严复曾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中国最重三纲，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注：《严复诗文选注》，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11页。）尽管他的论述只是机械地从表面上认识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但毕竟开启了用理性的眼光看待中西文化的先河，且为日后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作了思想上的铺垫。
    戊戌新学还表现一种思想超前的趋向。在新学家的著述中，设议院、开制度局的议论比比皆是，但在实际政治活动中，这些无一实现。当然，“凡不承担具体的社会责任，或者说那些在野的思想家总是较容易地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列，所发表的见解也往往超越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注：马勇：《近代中国文化诸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1页。），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了戊戌新学与当时社会文明程度不协调的超前意识。我们更应看到，在强大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注：《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戊戌新学虽然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但毕竟迈出了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走向近代化的重要一步，其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