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现代考古学，最要者为田野工作，包括遗址的搜寻和发掘。”（注：斐文中：《史前考古学基础》，收入《斐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梁启超还非常关注田野发掘。1926年冬，清华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陈列馆共同组织，李济、袁复礼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的田野考古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近代考古发掘。梁启超对此次合作极感兴趣，并给予大力赞助。他曾两度亲笔写信给山西军阀阎锡山，请他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李济后来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注：李济：《安阳--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时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和人类学专业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原来梁思永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这时，李济也从山西发掘地回到北平，开箱整理出土器物，并在清华园与梁启超相见，两人谈及邀请梁思永回国参加考古发掘事宜。后来，李济把西阴村发掘所得实物的一部分在清华大学校园内做公开展览，王维国、梁启超参观了展览，并与李济做了热烈的交谈。
    1917年1月10日， 清华国学研究院为欢迎李济在山西夏县西阴村考古发掘的胜利归来，举行了茶话会。梁启超出席并听取了李济、袁复礼二人所作的长篇报告。当天晚上，梁启超兴致极高，回到寓所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梁思永。信中他首先报告了西阴村考古发掘成果，有“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之后，他谈到出土的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等，还提到了著名的半个茧壳，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梁启超特别提到了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意义：“瑞典人安特生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指李济、袁复礼二人）想翻这个案。”并认为“（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不错。”建议梁思永回国“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整理那76箱东西，“也断不致白费这一年光阴。”（注：上引均见《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中华书局，1994年。）梁启超还打算让梁思永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四
    梁启超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的成果，密切关注田野考古发掘，体现了一代史学大师的远见卓识。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物的几次大发现（殷墟甲骨文、汉晋西域木简、敦煌文书和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使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发展有机结合，互相促进，标志着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由于研究范围和年龄、精力所限，梁启超没有像王国维那样将传世文献与考古文物结合而创立“二重证据法”，也没有像马衡、徐旭生那样亲自参加考古调查和田野发掘，但是在其著作和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关心和扶持。在他的建议下，梁思永于1927年6、7月间回国，负责撰写西阴村陶器研究报告，并以《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一文获得哈佛大学研究院考古专业硕士学位，成为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第一位中国人。1930年，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先后主持和参加了黑龙江昂昂溪遗址，河南安阳殷墟的科学发掘及山东历城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等一系列考古活动，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使中国考古学田野发掘在组织和方法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改进，提高了科学发掘水平，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梁启超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包括为梁思永留学美国选择考古人类学专业，安排其回国实习，鼓励他亲自参加田野发掘等，都足以表明梁启超对考古学的重视，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