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的变政救亡之绪，1900年世纪之交的中国北方爆发了一场以下层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救亡运动。近百年来，国内外史学界对这一中外关系史上难以平复的创伤的评价，可谓是争议颇丰、歧见纷呈。在中国，史学著作对其评价多在“反帝爱国”与“封建迷信落后”之间徘徊，取中则定位为“一分为二”；特别是建国以后，出于史学“经世致用”之传统和现实的政治使命，人们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强调其“反帝爱国”的性质。而在西方，与之相反，义和团“多年来成为西方人心目中有关中国最可恶和最可怕的象征……甚至进而成为对一切非西方人的负面的概括”的恐怖团体（注：[美]柯文：《用三种基调看历史--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运动》，转引《读书》1998年第1期，第122页。）；最近几年来，伴随着西方“中国中心史观”的兴起，以周锡瑞和柯文为代表的美国学者，摒弃一切先入之见，立足于中国的乡土民俗文化，以严谨、求实的态度来钩沉史实，从微观上探究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尽管他们对义和团运动“反帝爱国”的价值判断多持保留态度，但也未能掩盖其独创之处。本文在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古典爱国主义”（注：徐梁伯：《义和团运动和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见《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第72-87页。）精神的前提下，选择当时正在崛起的新知识阶层，蠡测他们对这场呈现着“排外灭洋”之外观的下层民众救亡运动的不同态度及心理。并作出简要探析，以便更好地解释当时的历史现象。
    一、惧乱、媚外的敌视心理
    义和团运动在北方黄河流域兴起之时，适逢一批维新志士在南方长江流域联络会党、组织力量，图谋“武力保皇”，再度变法，以救中国。此种情势之下，以康有为、麦孟华、赵振、唐才常、黄遵宪等人为代表的一类知识分子及其同道，更多地从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改良所造成的阻力及其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一立场出发，对义和团运动采取仇视态度。
    首先，侮称其为“愚者”、“乱民”。赵振认为，义和团民众只不过是一群“眩于端王之权利，惑于拳师之奇术，垂涎于人财帛”而起的“乱民”，（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9页。 ）麦孟华也指责义和团为一群“愚者”，其“贸然排外”的野蛮之举，是因其不知中国衰弱是“国政之腐败”造成的，因而“惟愤外人之逼迫”，这与时势是相悖的。他们认为，只有“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不以外人为仇，而反以外人为师者”，才是“智者”。（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 月26日。）这里，他们以“学习外国与否”作为评判智愚的标准。不可否认，此时主张学习西方，引进欧美近代先进文明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亦是时势的一种必然；然而在外患纷至沓来之时，仅以此作为评判的准绳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近代中国多重的历史内容决定了两种选择都不失其合理性。这样，知识分子圭臬的偏误带来的论断也只能是偏执一端。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贫弱是内政不修之果，与外人强迫无关，倘若中国内政已修，自然也就不会有外人入侵。显然，此种思考为列强开脱了罪责，混淆了西方文明与侵略二者间的关系。平心而论，这群自视甚高的“智者”也只抓住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自然就难以看到义和团的救国正义一面。因而，赵振在《说败》一文中认为，义和团非为“雪国之耻”举动；黄遵宪也说义和团是“无端桴鼓扰京师”，称其为盗匪。（注：黄遵宪：《人境庐诗草笺注》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877页。）既然如此， 他们也就会在心理上把义和团的“排外”救国与他们自己的“习外”救国对立起来，视二者为冰炭水火。他们还认为，义和团使中国丧失了维新机遇，说“中国维新之机，西太后挫之于北京，张之洞戕之于汉口，义和团阻之于直省”。（注：《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卷1，上册，第17页。 ）偏颇的心理使这类知识分子忽略了义和团排外的内蕴，仅仅认为自己是救国的，心理上对民众运动瞧不起，行动上自然也就会站在和团运动的对立面上。
    其次，由惧外而指责义和团。在这部分知识分子心目中，义和团不是救国，而是排外，这一心理定势蒙蔽了他们的视听，使其只注意到运动的表象，眼耳中充斥的仅是义和团的“毁人租界，杀人人民，戕人公使”等对正常社会秩序的破坏和外人的“骂我野蛮，辱我犷种”，内以担忧的是“绞我国民之膏血”的赔款与“荡我国民之室家”的割地，这些“公害”都是义和团的“排外”造成的，所以“彼实即为国民之公敌”。（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 月26日。）不难看出，这类知识分子只看到“排外”的负面效应。从心理动因上来说，这些旧学根底深厚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千百年来，长期的单一生活结构的影响，使中国人在治乱循环中形成的“喜稳怕乱，求定息争”的心理作崇，人们对乱的心理承受力极其有限，不愿意也不希望看到乱；同时也把防乱、治乱作为自己理想和首要目标来考虑，一旦出现乱便想立刻去制止它。维新之时，康有为曾一再以金田起义，“奸民蓄乱于内”、“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整个社会“乱机遍伏”，揭竿斩木之事“已可忧危”，（注：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55、205页。 ）相挟要求变法，以防乱患于未然。尔后变法未成，义和团运动爆发了，麦孟华则说：“团匪”之乱，祸延宗社，危及乘舆，涂炭生灵，损失公私财产无数，这不仅仅是“国家之害”，更是“我四万万人切肤之灾”。（注：麦孟华：《论义民与乱民之异》，《清议报》第52册，1900年7月26日。）因而，他们呼吁天下有血气、有知识之人， 应对此“痛以疾首，群思剚刃于其腹矣”。（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0页。）另一方面也有惧外、媚外的心理因素隐含其中。对外战争的屡屡败北，半殖民地程度深化，使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反往日与西方交往时“以尊临卑”的文化心态。正如心理学家所说：“在任何一件事情上经过多次失败者，当面对类似情境时总会降低或丧失其信心”，“失败的经验不但能打击个人的自尊，而且使个人在团体中产生自卑的感情。”（注：张春兴、杨国枢：《心理学》，台湾三民书局，1980年，第65页。）自信的丧失和自卑的增多使知识分子形成了一种“半殖民地社会意识”：即崇拜、模仿外国，行事上谨小慎微，这样一来造成了惧外、媚外心理。八国联军侵华时，一些人就对时局颇具忧虑：“中东一役，仅日本一国已赔至二万万，今则八国之师齐集都下，计其赔数岂可数计，不知将何以应之。”（注：丛刊《义和团》（四），第232页。）这样， 在反对八国联军的战争中，知识分子内心对列强一方的畏惧，认为得罪不起，就必然会转向迁怒自己的民众，斥其“激怒强邻，酿成大衅，实为罪不容诛之大憝”，这是惧外、媚外的一种必然结果。一言以蔽之，惧外、怕乱的二重心理交织遮蔽了这类知识分子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视野，使其最终对义和团运动所表现的只能是不信任的态度。
    第三，认为义和团宜剿不宜抚。“怕乱”、“惧外”之心理，使这些知识分子主张对义和团“必宜剿，必不宜抚，宜急剿，必不宜缓”。（注：丛刊《义和团》（四），第183页。 ）康有为声称，拳匪作乱，祸及外国皆由西太后及荣禄等人通联拳匪所为，现今要中外相安，荡匪除奸，“莫急于扶我皇上亲政”，而皇上亲政也会有恩于诸国，于各国“拯救之德，尤思所护”，再以各国之使署、人民、商务，不费一兵一饷，“必能保全”，这对于各国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此种考虑之下，冯镜如等人上书日本总理山县有朋，诚意要求“各国联合重兵……扫除匪党，修睦于邻国，扩万国之通商。”（注：《日本横滨神户长崎华商上大日本政府书》，《清议报》第49册，“附录”，1900年6月 27日。）这种饮鸩止渴的策略是滑稽的，但它却是知识分子心中视剿匪救上为第一急务的必然，透露出他们对义和团运动的不满；另一方面，唐才常等人也利用会党势力抵制义和团，对“乱”和外人的恐惧，使他们反对“灭洋”。他们通过发放富有票，将会党的“扫清灭洋”的宗旨变为“救国保民”四字，唐才常曾认为，“灭洋”二字足亡中国有余，一旦将来有乱，会党蜂起，则全国均为义和团，这样会造成国亡种灭之惨局。因此，现今，“第一义即不可伤害洋人”；（注：狄葆贤：《平等阁笔记》卷4，第19页。）在对南方会党改造的同时， 康有为亦致函海外各埠保皇会：要求其“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册，第82页；见《民国丛书》第2编，第76册。）这样，媚外、剿匪、 救上--这就是此类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时局所作出的心理反应。
    概上所言，以康有为、麦孟华为代表的此类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产生不信任的敌视心理，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近代爱国主义和古典爱国主义两种爱国观的冲突。知识分子从爱国出发，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下层民众则从爱国出发，借助“排外”，而回归传统。由于对“外”的态度不同，致使他们对民众运动的认同产生了障碍，过多看到的只是其中“非理性”的外观。殊不知，两种爱国观在多元共生、异质并存的近代中国都有其合理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