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史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起步最早、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自清末辛亥革命以来，许多仁人志士就开始对太平天国的历史进行研究，孙中山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充分肯定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又不断总结其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他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罗尔纲、简又文、萧一山等一批学者开始搜集、整理、考订和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的文献资料和专著，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太平天国史研究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1951年1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周年》社论，拉开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史研究领域中各种问题争论的序幕。随着太平天国史机构的不断设立、学术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各种学术成果的不断出版和发表，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可是，“文革”的十年动乱，却使太平天国史研究遭受严重的迫害。在“评法批儒”的左倾思想干扰下，神化洪秀全、鬼化李秀成，把太平天国历史遭踏得面目全非，学术研究更是变得萧条零落。粉碎“四人帮”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冲破了禁区、拨乱反正，学术界真正迎来了实事求是的春天。学术著作与专论的大量增加、各地学会组织的纷纷成立、大型学术研讨会的不断召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化，使太平天国史研究再度出现空前的活跃气氛。近年来，太平天国史研究又有了长足的发展，随着研究者视野的不断开阔，研究的内容、范围、重点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呈现出令人欣喜的局面。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至1998年发表的太平天国论文达5千篇以上。正如郭毅生所说：“太平天国史研究成果之丰富，研究之深广，在近代史研究中名列前茅。”以下笔者就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争论较激烈的问题作一概述，以供参考。
    一、拜上帝教的作用研究
    关于拜上帝教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史学界的意见并不一致，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拜上帝教始终起消极作用。戎笙认为：“宗教对农民革命始终起着消极作用，只是在不同的时间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罢了。尽管在革命初期，宗教为宣传提供了某些语言材料，为组织群众提供了蒙骗敌人的有效形式，但这不是宗教本身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是不能持久的。”（注：戎笙：《洪秀全与劝世良言》，《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近来马先彦也指出：“拜上帝教作为一种宗教其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具体地说：其一，在动员和组织群众、团结和发展反清力量方面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其二，模糊了太平天国领袖们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本质的认识；其三，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的主要原因；其四，加快了太平天国悲剧的进程。”（注：马先彦：《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悲剧》，《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周孚政在《论拜上帝会的消极作用》一文中提出：“拜上帝会的过激行动严重触犯了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传统，”“从而不能不认为是失败的原因。”（注：周孚政：《论拜上帝会的消极作用》，《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第二种观点认为前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才起消极作用。杨立强把拜上帝教的作用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以定都天京为界。他认为前期的作用是：一、冲击了封建专制的“君权神授”论；二、用平等思想鼓舞了农民的反清斗争；起到了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作用。定都天京后，“它的消极作用也就随之愈益呈现出来，”主要表现在：一、麻醉了太平天国的主要领导人；二、某些宗教活动是导致领导集团分裂的重要因素；三、模糊了敌我界限；四、束缚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发展。（注：杨立强：《论“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两重作用》，《学术月刊》，1983年第8期。）张寄谦认为：“曾经起过动员、组织群众作用的拜上帝教，后期竟成为阻挠革命的障碍，”“洪秀全虽然利用宗教为工具开创了太平天国，但也因迷信宗教而贻误了太平天国，导致它早日灭亡。”（注：张寄谦：《论洪秀全》，《太平天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三种观点认为前期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刘兴华认为：在金田起义前后，宗教同时起着积极与消极的两方面作用。积极作用在于：吸引和鼓舞了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建立了人间天堂的神学思想，创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奠定了太平天国的建国基础。消极作用在于：一、拒绝天地会丘二、肖三娘等参加太平天国革命；二、拜上帝会由原来作为团结群众和打击敌人的工具，变成了领导者杨秀清谋求私利的工具。（注：刘兴华：《洪秀全与拜上帝会》，《北方论丛》，1979年第5期。）段本洛也指出：“拜上帝教依靠迷信和神启来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对于将士不是用理智来说服，而是用禁欲主义来约束和神秘主义、蒙昧主义来压服，固然在起义初期，曾经起过维系和统一意志、鼓舞斗志的作用，但不久人们就会发现它的虚妄和欺骗。”（注：段本洛：《论拜上帝教的创立》，《太平天国史新探》，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四种是基本肯定的说法。持此说者为苏双碧。他认为这个宗教组织“不能简单地否定”，其积极因素有四：“一、针对着封建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外国侵略者的压迫掠夺，宣传国与国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二、根据拜上帝教要推翻清王朝的历史使命，提倡斗争哲学，这和基督教主义提倡忍让，把希望寄托于死后上天堂享福是根本不同的；三、把宗教理想和社会现实统一起来；四、宣传天人合一，把神的人格化和人的神化统一起来。”因此，他指出：“尽管拜上帝教也给太平天国带来消极的影响，但事实上，它确实直接地组织和发动了这场空前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注：苏双碧：《论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方志钦则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他认为拜上帝会是一种政治改革。他在文章中阐述到：“太平天国在短短的14年间，把一种变了形的基督教传遍了半个中国，并起到了西方殖民者所不愿看到的作用，即与西方基督教国家分庭抗礼。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迹，也是世界史和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完全是洪秀全及其创立的拜上帝教，没有任何外国人和外国教会插足于其间。这种现象在倍受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侵略的东方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充分显示出拜上帝会的独立性和民族性，无怪乎它受到当时东南半壁的中国人的拥护。”文章在最后评价指出：拜上帝教这种宗教，“是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意识形态并使之与传统意识形态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有现象。”（注：方志钦：《拜上帝会与宗教--政治改革》，《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