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点。从外交家到白宫的战略高官，卜励德一生都在与中国打交道。他参与筹备了尼克松访华的行程，并作为其访华的随行外交官，后来也成为首批派驻北京的官员之一，见证了中美关系的正式建立。本报记者日前有幸采访了卜励德，请他讲述其所见证、参与的中美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卜励德在回忆经历过的风云时，一直平静如水。
    1 选择中国 我从未后悔过《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以“中国男孩”作为回忆录的书名，请谈谈“中国男孩”的由来。
    卜励德：一开始我并没有想到今后会成为“中国男孩”。在学校，我学习的是欧洲史专业和德语。毕业后，有着德语背景的我满以为会被派往柏林或欧洲其他地方。结果，美国国务院把我派到一个底特律附近的加拿大城市温莎（Windsor），在美国驻加拿大大使馆中担任签证官。
    23岁的我做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准备学习中文，为今后从事亚洲事务的有关工作做准备。当时，大家对此都表示不解，因为美中两国毫无建交的征兆。但这一战略性的长远职业规划受益于我有一个很好的榜样--美国著名外交家查理·鲍林（Charles Bohlen）。他是我父亲的大学室友，此后也一直是我们家的挚友。鲍林在30多岁时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学习俄文。所有人都对此大感不解，因为苏联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且当时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巴黎和伦敦。对此，他表示，美苏关系将会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关系，人们需要知道如何与苏联交往。他的战略性规划和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有一天，他突然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翻译，出现在雅尔塔。之后，他又分别出任美国驻苏联、法国和菲律宾大使。
    我相信美国将与中国建交，美中关系将结为重要而意义深远的关系。随着对中国了解越多，我对中国的兴趣也越浓，中文和中国文化之美甚至还吸引了我的妻子，我们俩一起学习中文。经过2年的学习，我又去国务院，希望参加他们的亚洲地区人才培训计划。这次，他们接受了我的申请。选择中国，我从未后悔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2 十年磨一剑中美建交的历史见证人《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见证了中美建交的极好开端，请介绍一下中美关系的初始状态。
    卜励德：我在28岁时被派往香港工作。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美国国务院的决策层也日益重视来自亚洲的报告。对中国内地发生的一切，我都仔细观察、分析，力求准确地写好每一份报告。
    1967年，华盛顿急需新的“中国专家”以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这改变了美国决策层在亚洲的战略规划。2年后，尼克松竞选总统获胜后，决定将自己的外交战略付诸行动，远东也成为美国当时的战略重点。1972年成为我事业最大的转折点，在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的前一个月，我最终获知将陪同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我作为当时的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Rogers）的助手，为他准备简报材料，并辅助制定尼克松的访华行程。
    《中国社会科学报》：1972年，您陪同尼克松总统见证了最具历史意义的访问，请谈谈当时的感受和情况。
    卜励德：1972年2月21日，作为尼克松总统的随行外交官员，我第一次踏上了这片研究、分析过无数次的土地，心情激动又有些许忐忑。
    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当时每个人都想知道尼克松是否会和周恩来握手，毕竟在过去20多年间，中国一直是美国的敌人。但是，尼克松一下机就伸出了他的手。他和周恩来的这次握手只是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如今，大家都已形成共识，认为尼克松中国之旅是其任期内最成功的外交事件。
    这次访问中国的另一个目标是改变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美国媒体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美国观众急切地想了解关于中国的一切。高层谈判都是闭门进行的，但第一夫人帕特·尼克松（Patricia Nixon）会经常出现在美国观众眼前。基辛格和总统偶然也会露脸，主要是他们参观中国名胜古迹的镜头，例如登中国长城、参观明孝陵、紫禁城，以及参观医院和工厂。
    这一周日程很紧，大家一直保持着高强度工作。当谈判顺利完成，签订了《上海公报》后，我的一颗心才落了下来。当时，我抑制不住喜悦和兴奋，告诉尼克松总统，“为了这一天，我足足准备了10年”。尼克松总统幽默地回答说，“那么从现在起，你这位中国男孩有很多工作要做了”。
    1973年，当美国设立驻华联络处后，我出任办事处政治部主任，我们的工作是努力推动双方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交流。其间，我们接待了几批美国代表团，包括美国奥运会游泳队、费城管弦乐队，该乐队是1949年以来首个访问中国的西方国家的乐团。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对美国外交都有着重大影响，您曾和他们共事，请谈谈您对他俩的评价。
    卜励德：两位都是出色、聪明的人物，我对他俩的评价都非常高。一开始，我和基辛格接触得不多，一直到被指派准备总统中国之旅的行程，才有机会了解基辛格。他极聪明，是一位十分出众的外交家，每次考虑政策也都会从战略的大背景分析和部署。毛泽东和尼克松有很好的判断力，也有决定的权力，但他们不会去处理具体的细节和运作，幸运的是，他们俩都有很能干的执行人--周恩来和基辛格。周恩来和基辛格都是既有很强工作能力，又有出色个人魅力的人物。
    尼克松总统下台后，基辛格继续让美国外交沿着大的战略部署走下去，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美国外交的引擎。但基辛格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有的人对他赞赏有佳，而有的人则对他讨厌至极。
    布热津斯基是不同类型的人。他对世界局势看得清楚透彻，并能很好地表达出来。相比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并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对概念和局势把握得很好，但从未有具体操纵运作的机会。
    我和布热津斯基一起工作过。当时我作为白宫和国家安全局的工作人员，给布热津斯基当助手。那些日子我一直忐忑不安，因为当时他的关注点在中东等地区，而我则对日本、澳大利亚、南亚等国家和地区更了解。刚开始给他准备材料时，还期望他对我准备的简报有所评论，但他每次接过，只是随便翻阅一下，然后放在一边，什么都不说。我意识到，我最好是做好了，因为他是属于不会说好或不好的老板。
    3 人与人的关系最可靠 商贸文化交流最活跃《中国社会科学报》：请谈谈您在中国工作以及与中国人交往的感受。
    卜励德：多年经历让我日益相信，人与人的接触最利于双方建立真实、可靠、扎实的关系。早在台湾学习中文期间，我就注意到当地人对西方人充满了好奇，后来在香港、北京以及中国的其他城市，我都深深感受到了这种好奇。他们渴望了解、渴望交流、渴望接触外界。
    我也渴望与中国人进行近距离接触。当年在北京时，我们被隔离开来，不允许与当地百姓交谈和接触。一开始，我试着邀请他们一起野餐等，但这行不通。后来，我尝试着骑自行车逛北京，结果获得了意外惊喜。我骑车可以随时停下来和路人打招呼，而这似乎一下子拉近了和当地百姓的距离，他们对自行车上的“老外”似乎放松很多，也愿意交谈。
    1973年和1974年在联络处工作期间，我们接待各种美国代表团，并带他们在中国不同城市进行参观、访问活动。我也借此机会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这让我有机会领略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饮食、文化传统等，加深了对中国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亚洲协会是美国在亚洲领域最具影响力的非政府机构，在您任主席期间，工作侧重点是什么？
    卜励德：当时，美中关系出现波折，许多民间联系也因此断开，要重建双边往来，需要做大量工作，这是亚洲协会工作的重点。我相信，双边关系也好，机构与机构之间的往来也好，最基本的纽带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从我组织的各种活动和会议来看，商贸和文化活动最具活力、最引人注目 。为此，我组织了一系列太平洋商贸会议，邀请了亚洲事务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出席；我还组织了“丝绸之路”等一系列中亚活动，这在纽约曼哈顿引起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商人对建立与中国的商务往来兴趣尤浓，因此亚洲协会在中国的北京、上海等地组织了多场美中商贸会议，不仅深受美国商人的欢迎，还受到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美国飞机制造业、农产品、轻工纺织业、文化产业的行业领军人物也不远万里来中国参加会议，商讨合作事宜。我们还在中国组织了一些展览，例如洛克菲勒艺术收藏展，也收到了很好的反响。这些活动深入到了个人层面，也很好地推动了两国各界的交流与沟通，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与认识。
    4 美国“重返亚洲”提法具有误导性《中国社会科学报》：中美关系今后将往哪里走？对“重返亚洲”、“指向亚洲”等提法，您怎么看？
    卜励德：这么多年来，美中关系千丝万缕、日益密切，我的一生也成为了美中关系的一部分。的确，美国不同政府对亚洲的外交政策有所不同，布什政府时期更偏重中东，如今奥巴马政府又将更多注意力放在亚洲。但是，从贸易、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看，美国从未离开过亚洲。当初希拉里“重返亚洲”的这个提法，很具误导性。
    美国更重视亚洲，这是情理之中。放眼世界，看看哪个地区增长最快，经济发展势头最好？是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地区。不止美国，其他各个国家的注意力都被转至亚洲了，这是很自然的。美国对亚洲的关注是持续的，不是今天才突然开始的。
    美中关系虽然中间有起伏，但总体而言一直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美中之间有很多不同，存在一些差异，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影响两国关系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样，美中关系的改进，也不表示两国之间的差异由此就变小或者消失了。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很宏大的关系，如同一段长久的、成熟的婚姻。任何一段婚姻的维持，都需要给予不断的关注，需要对话、沟通，随时准备好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想当然。
    当初毛泽东和尼克松、周恩来和基辛格开始新关系时，美中关系还很简单，主要是基于战略和外交，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着共同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开始了更多层面的关系。例如，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交往，建立了更为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进行着贸易、工业、教育、科学、文化多层面的交流，以及在军事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么多年，两国关系有过波折，出现过问题，但是一直维持下来了，并且继续深化，进一步在更多领域建立关系，人与人之间的、贸易领域的、教育领域的，等等。
    美中关系在一开始有如是单线连接的电话，发展至今，已变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每年，美中双方都会派数百人的代表团进行双边战略对话；每天，有上万人穿梭于美中两国之间，拍电影、经商、旅游、打篮球，等等。在众多联系中，更多是政府看不见的联系。比如，深圳的一个人在和辛辛那提的一个人讨论着计算机或其他什么的情况；又如，当美国国家篮球职业联赛因某个争端决定休赛一季，那么更失望的可能是中国观众。政府只是定了基调，主要关系发展，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多元化、多层面、多角度的。
    中国发展很快，实力在迅速增长，引起了不少美国人士的担心。但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发展的巨大空间，这个事实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有人担心中国的发展会给美国造成威胁，我认为这样的担心没有必要。事实是，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既帮助了中国的发展，也帮助了美国的发展，美国和中国已经变得不可分离，难以想象会再回到冷战时期的对峙状态。美国和中国在同一条船上，彼此不可能在不伤及对方的前提下分开。
    在中国也有人担心美国在试图遏制中国。如果看看客观情况，美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事实是，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外交企图，要求其他国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样做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会伤害我们和其他国家的关系。
    不可否认，两国有着不同的价值观，有着各自的国家安全战略。但我们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有着同样勤恳工作的态度，有着类似的家庭观。两国是冲突还是合作？答案很明显。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共同努力，加强接触、沟通、交流，增进合作，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任何回避甚至遏制的态度，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把问题弄得更糟。
    卜励德（Nicholas Platt），出生于1936年，195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9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SIAS）硕士学位。美国外交家，中国、亚洲问题专家，精通中文、德语、法语和日语。现担任纽约州理事会外交委员和国际信托公司董事。
    在长达34年的外交生涯中，卜励德曾在北京、香港和日本东京从事外交工作，担任过华盛顿国务院亚洲政策战略高官，并出任过亚、非多国大使。他曾于1972年陪同尼克松访华；1973年作为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美国驻华大使馆前身）首批官员之一，出任联络处的政治部主任；1979年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访美期间负责中美军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随后，他又依次出任美驻赞比亚大使（1982-1984）、美驻菲律宾大使（1987-1991）、美驻巴基斯坦大使（1991-1992）。
    与此同时，他还曾身兼数职：中国问题分析家、日本事务处主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部成员、国防部助理部长（负责美国与日、韩、中以及东南亚的政治军事关系，代表美国政府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进行中美军事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联合国事务助理国务卿（1981-1982）、美国国务院行政秘书（1985-1987）、美国国务卿特别助理等。
    1992年至2004年，他担任美国亚洲协会名誉主席。2011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男孩：中美关系的开始与发展》（China Boys: Ho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gan and Grew），该书中文版已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