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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全球史兴起以来，生态环境问题就成为全球史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也由此取得了一些相关研究成果。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1976年），从环境、疾病和人三者的互动关系角度探讨了人类文明的变迁。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哥伦布交流：1492年的生物和文化后果》（1972年）和《生态帝国主义：900－1900年欧洲的生物扩张》（1986年），从生态学、生物学、地理学的视角考察了欧洲人在近现代的世界性扩张。克莱夫·庞廷的《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1991年），从生态学视角考察了人类历史的变迁及其重大环境问题。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1997年）和《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2005年），探讨了地理和生态环境对历史的影响，解释了历史上及现代社会在解决环境问题时，为何有的获得成功，有的走向失败。约翰·麦克尼尔的《阳光下的新事物：20世纪世界环境史》（2000年），从土壤、空气和水三个方面考察了20世纪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拉马昌德拉·古哈的《环保主义：一部全球史》（2000年），回顾了世界各地环保运动的历史，并分析了美国、欧洲、苏联、印度、中国、巴西等地环保主义的异同。唐纳德·休斯的《世界环境史：人类在生命群落中变化着的作用》（2001年），探讨了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关系的历史变迁。约阿希姆·拉德卡的《自然与权力：世界环境史》（2002年），探讨了人类从最初与自然的和谐，到破坏和改变自然，最后力图保护自然的历程。另外，约翰·麦克尼尔、威廉·麦克尼尔的《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2003年）和大卫·克里斯蒂安的《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2004年）等全球通史类著作中，生态史的视角及相关内容也占有重要地位。 在这些研究中，全球史学者所持有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把人当作生物圈中的一个生物体，从生物学和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人与环境的关系。30多年来的全球环境史研究实践表明，把人当作生物体置于其生存关系情境之中来考察，成为环境史学者理解世界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维度。 约翰·麦克尼尔在《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一文中指出：“由于一些生态过程的发生和发展是全球范围的，而一些与自然环境相关的文化趋势也具有类似的特点，因此，在全球的层面展开环境史研究，无疑具有很多学术上的优点。”这表明了全球史视域中的环境史，不同于地方性或区域性的环境史。首先，全球史学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情感，从全球史关怀人类命运的理念出发，将人当作全球生态系统中的一种生物，从宏观层面来理解和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史，并且通过回顾历史来反思现实、展望未来。例如，唐纳德·休斯在《全球环境史：长远视角的思考》一文中，着眼于未来而探讨了世界环境史中的四个主题，即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地方性和全球性的环境政策、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能源及原料的供给与需求。他指出，每个主题都向人类提出了挑战，而四个主题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危机，人类应针对危机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其次，全球史学者从文明互动的视角出发，注重跨文化交流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及其生态后果。例如，克罗斯比对欧洲扩张的研究，探讨了欧洲与美洲、澳洲之间相互的生态影响，尤其是欧洲人把天花等疾病带到美洲和美洲的玉米、土豆等粮食作物传播到欧亚大陆，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全球视野下的生态环境史研究，回答了传统史学和民族国家环境史所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三，全球史学者注重对全球化过程中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探讨。全球史作为对全球化浪潮的一种史学反应而兴起，其关注点自然包括全球化过程中的生态环境问题。众所周知，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随着全球化发展而进一步加剧，土壤流失和地力下降、森林减少、空气污染、水污染和水资源缺乏、气候变暖等等，这些都成为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环境问题。大卫·克里斯蒂安在《时间地图：大历史导论》中对全球化带来的环境影响所作的评述，代表了全球史学者的共同心声：“20世纪人类社会的规模及其生产（以及破坏）能力的规模使得现代革命对环境的影响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环境对于人类影响的重要指数在过去300年呈现同样几何级数增长。”因此，在大多数全球环境史著作中，全球性环境问题几乎成为共同关注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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