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司马氏的治史家法：继周孔而明世
    在诸子百家出现以前，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切文献资料总称之为《六经》，即分为六类。用章学诚的话说：“《六经》则以先政教典章网罗天下”。这些典章，由官府掌握（“古者学在官府”），所以章学诚说：“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六经》中的《尚书》与《春秋》两类是中国史学的起源。《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左史、右史等等官职，“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用我们的话说，《尚书》类是太史所录存的王室（周天子）的各种文告的档案集存；各邦国的史官（小史）所记录的是诸侯国内和国际重大事件。《尚书》与《春秋》都是档案资料。周室衰微，王官失守，孔子是第一个有名的私人学者。他以“序《尚书》”和“修《春秋》”而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就《尚书》言，如孔子后裔、汉代古文《尚书》专家孔安国所说：“先君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有百篇”（孔安国：《尚书序》）。这就是说，孔子把本来是原始档案集成的《尚书》按时代顺序加以编排，并且经过删烦就简，突出其宏纲以达到“垂世立教”的目的。再就《春秋》言，在孔子以前各诸侯国都有史官纪录的档案文献，而且各有专名，如孟子所说：“晋之以《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不过一般都通称为《春秋》，如墨子所说的《百国春秋》。它们的共同之处是都采用“年代记”的形式。所以通称为“春秋”--即“史官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春与秋以为所记之各也”（杜预语）。古代学者都认为孔子重新修《春秋》；孟子谈到孔子所修的《春秋》不同于以往史官所纪录的《春秋》之处时，说：“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这就是说，孔子修《春秋》时，赋予文以“义”（即理论或思想性）。用我们的话说，“义”的赋予，使过去的“年代记”成为“历史学”。章学诚是见到这一点的，他说：“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笔削之义，不仅事具始末，文成规矩已也；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固将纲纪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者”。这个“义”具体地就是赋予历史学以“垂世立教”或“褒善贬恶”的道德教育作用，从而使历史学成为“训诲的史学”（didactichistory）。司马迁早已掌握到这一意义，他在旁人问他“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的问题时，他引孔子自己的话来回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据《史记索隐》的注释：“孔子之言，见《春秋纬》，太史公引之以成说也，‘空言’谓褒贬是非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用我们的话说，孔子是把历史学作为道德学的“直观教学”。杜预在其《春秋左传·序》中说：“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韩子所见，盖周之旧典礼经也。……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则刊而正之，以示劝戒。……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孔子就是通过重修《尚书》与《春秋》，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的思维范型（以成一经之通体）。总之，孔子的史学是周代史官文化的结晶和升华。即杜预所指出的“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所以作为史官世家的司马氏，其治史的家学只能以周孔之道为其理论前提。即他们的史学理论只能“依《六经》之法言”。
    司马谈平时就是这样教导他的儿子。司马迁在《自序》上写道：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据《史记正义》：“太史公，司马迁也；先人，司马谈也。”司马谈认为周公是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家，孔子是第二个；而要求他的儿子成为继周、孔之后的第三个伟大历史家。此处所谓的“五百岁”不是实数（事实上都不到五百年），而是用典，即用孟子的名言：“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公孙丑下》）司马谈当然不敢僭望他的儿子成为“名世”的王者，而只能要求他成为“明世”的历史家。所谓“有能绍明世”即司马迁在旁的地方所用的习语“能绍而明之”（参看《天官书》：“及至五家、三代、绍而明之”，注释云：“及至五帝、三五，亦于继而明天数阴阳也”；参看《太史公自序·作律书》：“《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这样看来，“有能绍明世，正《易传》……”一语，结合上文来解读，就是说：“如果有人能绍继周公孔而‘明世’，那就要正《易传》……”。至于“明世”这个词汇中的“世”（古代的界说为“三十年为一世）乃指“世代”或“世运”。“明世”，也就是说明古今之变，用司马迁的术语，即“切近世、极人变”或“通古今之变”。总而言之，要能继周孔而明世，就必须“依《六经》之法言，即“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这是中国古代的史学传统，也是司马氏的治史的家法。所以司马迁表示了当仁不让的气概：“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