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王室年代记》所涵盖的是加洛林早期君主的历史，时间从741年到829年。这部年代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查理曼对萨克森的战争，并描绘了丹麦人对法兰克的入侵。以针对萨克森人的战争为例，书中讲到查理曼数次对萨克森人进行征服，萨克森人数次屈服而又反叛，因此战争不断反复，异常复杂。它讲述了775年查理曼召开会议决定对萨克森人进行攻击，尽管萨克森人进行了抵抗，但是在上帝的帮助和法兰克人的努力之下，萨克森人最后四散而逃，许多部落都向查理曼表示效忠，并提交人质。当萨克森人再次进行反叛时，查理曼毫不留情地继续派军队镇压，大量屠杀了萨克森人，并且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776年，在查理曼到意大利平定了伦巴第人的叛乱后，萨克森人再次叛乱，并攻击法兰克人的城寨。但是，上帝始终眷顾法兰克人。书中讲述某一天，当萨克森人准备攻打法兰克人的兵营时，许多人看到，在建有教堂的那座建筑之上显现了上帝的荣耀。他们看到了两块盾牌的形象，盾牌呈红色并燃烧着火焰，在教堂之上来回移动。当那些异教徒看到这一标志后便马上大乱，在极度惊恐中逃回到自己的军营。由于极度恐惧，他们甚至自相残杀。此后，随着查理曼带领军队攻破他们的防线，萨克森人彻底投降，答应接受基督教并臣服于法兰克人。这部年代记不但记录了当时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事件，而且为以后的年代记编纂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以记录西法兰克历史为主的《圣波尔廷年代记》继续延续了这部传记，而以记录东法兰克历史为主的《富尔达年代记》的早期编辑者们大量借用了这部著作的内容。
    《圣波尔廷年代记》是关于加洛林后期法兰克的年代记，因为发现于圣波尔廷修道院而得名。其内容所涵盖的时期是830-882年，正好接续了《法兰克王室年代记》的内容，是有关9世纪法兰克的重要资料，尤其它是详细记载了秃头查理时期西法兰克所发生的事件，正好与反映东法兰克历史的《富尔达年代记》相呼应。年代记所叙述的内容大部分是一手资料，其中包括教皇的信件和各种会议记录。该年代记最具特色的，是密集地记载了来自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各个维京部落的攻击。在9世纪，维京部落沿着塞纳河、洛尔河和莱茵河上溯，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并劫掠了加洛林修道院。当时修道院有大量的不动产，而且当国王们与维京人达成和解协议需要支付款项时，往往由修道院支付账单。在841年之后，只有874年和875年没有相关的维京人活动的记录。该年代记还特别记载了一个叫做罗斯（Rhos）的维京人部落，这是有关该部落的最早记载。该部落可能是早期俄罗斯人。据年代记记载，这些人在838年访问了君士坦丁堡，由于返程时害怕遭到马札尔人的攻击，他们与拜占庭的使节一起出发，希望得到法兰克的同意途经德国返回。在国王的皇家驻地，“当皇帝仔细询问他们前来的原因时，他发觉他们属于瑞典民族”。[8]
    从上面所列举的加洛林时代的重要年代记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年代记的一些特点。首先，年代记基本上不是官方所编纂的历史，而主要出自个人或民间，而且主要的编纂者基本上都有教会背景。之所以如此，当然同当时教会人士是社会中的主要知识分子阶层有关，也同教会普遍认为历史进程中包含着上帝的启示有关，跟同年代记起源于复活节表的现实有关。其次，我们看到年代记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最初的年代记基本上是在时间表上简单记事，继而叙述的事情越来越多，每一事件的叙述越来越详细，年代记也就从一个基本上不具备历史功能的形式变成了书写历史的重要形式。另外，年代记的事件记录基本上是平铺直叙，很少有对事件本身的评价。尽管不同的作者可能记述的重点不同，但是很难看出个人的观点和倾向性。也正因如此，一部年代记可以由不同的作者在不同时期完成，而且一部年代记可以完全照搬与其所记载年代重合的其他年代记的内容，不做任何变更或批评。尽管从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年代记缺少了历史的批判精神，但是它们仍然有着独特的价值。这些看似零散的记述，为我们了解加洛林时代重大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其按照年代顺序记述的方式，对我们复原当时历史发展的进程以及了解历史转折时期关键事件的作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时，它不加分类、事无巨细兼收并蓄的风格，为我们了解当时多面的社会提供了丰富的场景。
    三、编年史：多视角的欧洲历史呈现
    加洛林时期不但出现了年代记这样的编纂历史的形式，而且也广泛出现了编年史的题材，并出现了大量的著作，全面反映了当时法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历史。
    编年史题材也不是加洛林时期的创造，因为在之前就已经有了非常著名的基督教编年史，如攸西比乌斯、奥罗修斯等的编年史。就本质上而言，基督教的编年史是总体史，描绘上帝如何在时间中实现自己的意志。编年史和年代记一样，都与时间密不可分，这个词本身就是来自希腊词汇chronikos，意思就是“属于时间”或“有关时间”。而且，编年史的起源和发展直接和年代记的发展有关。年代记主要是当代人所记录的每年的记录。编年史更加全面。它通常是基于一个或多个系列的年代记而总结成更长时期的历史，然而却保留了年代记严格的年代安排。一些记录的事件也许发生在编年史家自己所在的时期以前，这就需要综合不同年代记中的记录，从而获得更加全面和完整的故事。
    在加洛林时代，有些编年史明显继承了早期基督教编年史的风格，将编年史和神干预历史的进程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加洛林帝国衰落的阶段，面对混乱的现实以及对未来的迷茫，人们开始写作世界史，由于在上帝计划中的加洛林帝国处于危机，某些加洛林历史学家着迷于帝国序列的概念：加洛林帝国是否构成了罗马帝国的延续，或者完全是一个新国家。随着查理曼之后加洛林帝国受到许多麻烦的困扰，当代人特别希望找到合适的答案，它不仅能够使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更好的理解，而且也指示他们未来的命运。[1]104当然，对加洛林帝国是否延续了罗马帝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一派肯定这种连续性，如圣高尔的诺科特（Notker of St. Gall）以及维也纳的阿铎（Ado of Vienne）的《总体编年史》（Universal Chronicle）。一派否认这种连续性。如助祭保罗的《罗马史》。普鲁姆的修道院长雷吉诺（Abbot Regino of Prum）则从另一层面否认两者的连续性，认为曾经强大的加洛林王国的衰落恰好证明了天意和所有世俗国家的暂时性。最正确和永恒的是基督教的教会，它的命运不依赖于任何特定帝国的命运。无论他们的观点如何分歧，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和他们编纂历史的目的，都与早期基督教编年史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但就大多数中世纪编年史而言，还是与早期基督教编年史有很大的区别。这时候的编年史作者有些人所记载的是某种经历，有些是地方史的个人叙述，有些人则保留了某个修道院的记录，反映其内部的生活和外部的联系。同样，一部编年史会记录某个特定城镇所发生的事情，如有关伦敦、佛罗伦萨、热那亚和科隆的著名年代记。因此，他们很少人有早期编年史家的整体史眼光，也不太在意自己的风格，缺乏系统性的神学教义理论，只有最著名的编年史才会上升到地区或国家记录的层面，才会冒险叙述欧洲国际间的事件。[9]66因此，中世纪的编年史和早期基督教编年史相比，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经存在的年代记的扩大。
    比较而言，这时候的编年史更加缺乏历史意识。作者处理古代过去的历史时并没有任何自己的观点，而是根据中世纪社会的趣味来解释它；在处理比他们的时代早的中世纪时期时，他们也不能进行精确的辨别，他们没有能力区别他们使用的各种材料的价值。只有在处理自己的时代，尤其是作为所描绘事件的目击者时，才能比较好地分辨事物的曲直。甚至在这方面他们也具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偏见和倾向，因为大部分编年史家都是僧侣，他们的记述只是代表了僧侣的观点和僧侣的解释。他们也不太关注题目和主题，因此，他们的作品都不加区别地叫年代记或编年史。尽管如此，作为当时最重要的历史记载形式之一，编年史还是广泛记载了当时发生在各地的历史事件，无论是法国、英国、德国还是意大利所发生的事件，都纳入了编年史家们的视野，编年史家也在各地兴起，从而展示了比年代记更加丰富的历史画面。
    在法国，比较著名的编年史历史著作是尼撒德（Nithard，800-844年）的《四卷历史》（Four books of History）。[10]尼撒德是查理曼的外孙，是查理曼的女儿和一位修道院长安吉伯特的非婚生子。在前言中，作者述说他写这部著作是因为主人秃头查理的请求，后者要求记录当时发生的事件。尽管对他来说，记录当时那样纷繁复杂的事件非常困难，但他仍然坚持记录，一方面是要完成主人交给的任务，一方面是害怕后人会曲解自己所处时代的历史。他的历史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构成，第一篇是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其余三篇是当代史。第一篇所涵盖的时间是从814年到虔诚者路易于840年的死亡，后面的部分则是从840年夏天到843年春天。
    在第一篇中他对从查理曼之死到虔诚者路易时期发生的事件进行了简要叙述，构成了他所探讨主题的序曲。它的历史明显偏向秃头查理，它在著作的开头就宣称他属于秃头查理一派，这种偏向也影响了他的历史。当事实似乎对查理或路易不利时，他就保持沉默。他没有提到833年分割王国时查理完全被排除在外，也没有提到虔诚者路易834年在苏瓦松进行的不光彩的公开赎罪。他戴着有色眼镜来看洛塔尔，贬低从817年就担任共治皇帝的他的地位，称他为不守诺言的人。但他并不是一个没有头脑的人。他的偏见在于当时的环境，在于虔诚者路易的宫廷对年长的几个儿子的敌对。然而这种环境和氛围也并没有导致尼撒德自甘堕落。他相信查理的母亲朱迪斯与伯纳德公爵有通奸行为，像他这样地位的人如此进行记载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坦率地指责那位伯纳德滥用职权，尽管此人是朱迪斯和查理最忠诚的臣属。在著作的结尾他指责他的主人娶了有影响的阿德哈德的侄女，目的是通过这场婚姻为自己获得大量的支持者。
    尼撒德历史的其余部分试图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虽然他是查理的热情追随者而且是帝国的反对者，但是他非常忠诚和客观地记载了当时的事件。这三篇的内容主要集中描绘当时的政治动向、军事战役、外交活动和不断变换的同盟关系，同时描绘帝国分裂的条约草案和人们日益增长的烦恼，最后以《凡尔登条约》而结束。第二篇显然是根据记忆而写成的，但是第三篇和第四篇则完全记录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在这部著作中查理始终是事件的中心，但是在著作后面的部分中，记载的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显然，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尼撒德对这项工作感到厌烦；在最后一篇的前言中，它不仅希望暂缓这一写作工作，而且想完全摆脱公共事务。只是渴望自己的写作能够帮助后人驱散错误的迷雾，才支撑他继续写作。他逐渐地开始不关注主题的一致性，也开始跑题。在最后两篇中，它开始谈论天气、预兆、他的家庭以及当路易和查理的军队在842年合并后士兵们进行的战争游戏。他的记述没有明确的计划，事件的联系非常勉强，只是靠他所记载的主角把事件串联起来，但他也描绘了撒克逊的社会、撒拉逊人的入侵、地震和月食等。
    尼撒德写作的这部历史，得到史学家高度的评价：“他目击了大部分他所描绘的内容，他非常有鉴别能力地使用所参考的书面材料。他用直接的明白易懂的风格，不允许东拉西扯来获得戏剧性的效果。尽管尼撒德属于秃头查理一派的人，而且严厉批评洛塔尔二世，但是他的历史写作经得起我们时代专家的严格考察。甚至他对洛塔尔的严厉评判现在也总体上为人们所接受”。[9]63因而，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加洛林后期最有能力的历史学家。
    在英格兰，也出现了著名的编年史。《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编年史用古英语写成的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历史的年代记作品，是由不同的作者先后续编而成的。这部编年史首先在序言中追溯阿尔弗雷德大帝的世袭，追溯其祖先的源头，然后一步步从祖先描述到阿尔弗雷德大帝，这说明最初的作者可能是阿尔弗雷德大帝统治时期的人。正文首先追溯了罗马人到来的历史。然后，叙述盎格鲁·撒克逊人成了这里的主人。接着描绘了格里高利教皇如何派遣奥古斯丁①前来不列颠传道，开始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基督教化的历程。接着分别讲述了肯特王国，东、西撒克逊，诺森伯利亚，麦西亚等撒克逊人王国的王位继承、战争以及接受基督教的情况，并夹杂着叙述了教皇和主教的更替，同时也同当时的编年史一样，讲了不少关于各种自然征兆的内容，如671年鸟儿大量死亡，678年出现彗星，685年不列颠出现血雨，牛奶和黄油都变成了血等。它记载690年西奥多大主教去世，以前的主教都是罗马人，此后的主教变成了英格兰人。787年，编年史记载第一批丹麦人来到英格兰，此后异教徒侵扰的内容开始进入历史的记载，并成为历史的主线。针对丹麦人的入侵，作者评价说：“所有这些灾难都是由于政策糟糕才降临到我们头上，糟就糟在从来不曾及时向他们交贡金，也没有加以抵抗。可是等到他们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时，才趋同他们议和停战。尽管有了这一切停战协议和贡金，他们却依然分成小股到处乱窜，骚扰我们可怜的人民，抢他们，杀他们”。这种议论清楚地表明，当时英格兰对丹麦的入侵，显然已经处于劣势。最后丹麦人克努特成了统治英格兰的国王。其后在爱德华的统治下虽然有所复兴，但随着他的去世，因为王位继承而导致了诺曼人入侵英国。诺曼人的征服又成为历史叙述的主线。但作者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是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立场上的，所以对威廉征服和威廉的统治充满敌意。因此在记载到威廉的死亡时，作者的语气带有强烈的讽刺的味道：“哎呀！尘世的繁荣兴盛是多么虚假，多么不可靠啊！他这个曾经是一位强大的国王，又是许多土地的主人的人，当时在所有的土地当中却只占有7英寸之地；它这个衣服上曾经缀满黄金珠宝的人，当时却覆盖着泥土躺在那里”。
    这部作品并不是不偏不倚的，与其他中世纪资料相比，有些时候续写编年史的人遗漏了一些事件或者只讲述故事的一方面。有些地方不同的版本则相互矛盾。但从总体上而言，这部编年史是有关罗马撤退和接下来的诺曼征服期间英国的重要历史资料，而且这部编年史中提供的很多资料现在已经无处可寻。另外，这种手稿也是有关英语历史的重要素材。从资料上来讲，这部编年史汇聚了各种不同的素材。有些段落内容记载得非常详细，甚至引用了参与事件的人的讲话，说明这些段落来自当时流传的传奇故事。有些早期的叙述来自当时流行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历史材料。有的素材来自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有些则是当时的目击资料。从时间上讲，由于这部编年史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完成的，所以有些日期存在着明显的错误，而且这些错误还会在不同版本中以讹传讹。同时，不同的续写者由于身居不同地方和生活在不同的时期，因而总是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偏见。汤普森对这部著作的评价是非常有趣也是非常准确的：“就像对比德的著作那样，对《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部书也是主要阅读一遍，就能对它那包括万象、丰富充实、活泼泼辣得到恰如其分的印象了。虽然它实际上是一部宫廷编年史，但其文字朴素、直率而有力，表面形式尽管堂皇虚饰，但在这些装潢底下确实可以咂出真实情况的味道”。[11]
    中世纪编年史的出现和丰富，标志着中世纪历史编纂学的进步，因为与年代记相比，编年史转换了历史叙述的视角，不再把历史看成纯粹计算复活节的工具，而是将其看成记录所发生历史事件的载体。编年史把记述的重心从时间图表转向了事件的进程，从而大大丰富了历史的内容，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通过以上的描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加洛林时代是一个文化重新建构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古典的文化已经随着罗马帝国的灭亡而告一段落，文化极度落后的蛮族王国和基督教文化的结合，迎来了一个新兴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是在信仰的主导下，通过各种文化要素的妥协和整合完成的。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下，历史必然要反映当时所存在的社会现实，必然要体现当时人的思考，脱离了中世纪历史学家和那些历史著作所存在的语境，我们就无从对他们做出客观的评价。因此，尽管在他们的著作中我们看到了种种的“荒谬”，包括他们用虚幻的神意来解释历史；用毫无根由的神迹来构筑历史；用毫无个性化的标准来塑造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著作同样在述说着中世纪确实存在的“事实”。历史事实不仅仅意味着所述的事件的客观和准确，也意味所叙述的内容是否能够反映时代的情感和特征。这些历史记录了中世纪人们所坚信不疑的东西，记录了能够激荡中世纪人心灵的内容，它反映了构成中世纪人思维的要素，体现了中世纪之所以为中世纪的特征。正因如此，我们才能通过他们的著作了解了中世纪人的所思、所想，了解他们认识世界和历史的方式，从而使我们得以把握中世纪时代的脉搏。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哪怕是在我们看来并不客观真实的历史内容，同样向我们“客观地”传递着中世纪的信息，我们也应该承认，这些记述中世纪历史的著作本身也是中世纪历史事实的一部分，成为向我们当代人展示中世纪世界之特色的重要窗口。
    注释：
    ①此处的奥古斯丁，后被称为“英国教会之祖”，与写作《上帝之城》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同名，但并非同一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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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Hnery Osborn Taylor. The Medieval Mind,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and Emotion in the Middle Ages, Vol. 1,[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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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Hayden White, The Content of the Form: Narrative Discourse and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M].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87: 6-7.
    [8]The annals of st-bertin[M].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Janet L. Nels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839.
    [9]Harry Elmer Barnes. A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M]. Dover Publications, Inc. , 1962.
    [10]Royal Frankish Annals and Nithard‘s Histories[M]. Translated by Bernhard Walter Scholz with Barbara Roger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0.
    [11]（美）汤普森。历史著作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