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世致用”时期
    唐代贞观时期强烈的取鉴思想，对后世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唐以后，我国封建专制集权不断强化，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取鉴意识逐渐减弱，修史已成为当权者进行权利斗争的工具。因此，史学的主要成就，已不体现在官修史籍上，而体现在私修的典志史籍和其他中体典籍之中，取鉴思想的发展也是如此。
    唐代中期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安史之乱”后，中央皇权严重削弱，藩镇割剧，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于德宗、顺宗和宪朝居宰辅之位的杜佑，“以富国安人之术这已任”，为解除时弊、拯救危乱，他别出心裁将同社会生产、民生利弊以及国家安危有密切联系的历代典章制度集中整理，研究其沿革兴废，损益变化之因，探讨其利弊得失之道，以历史是非“为在身之龟镜”。他编撰的《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15）可见，杜佑是将著书、取鉴与经世三者联系在一起，从而开辟了一条取鉴于典章制度，以改革时弊的新途径。宋元时期，郑樵和马端临又踵其后，成《通志·二十略》和《文献通考》二书。“三通”及会要体史籍的问世，实际上是后来明清之际经世致用思想的最先表述。
    取鉴思想在中唐以后折地志中也得到了发展。我国地志之书起源甚早，《史记》以后，地志之作多危含在“正史”之中。中唐时，与杜佑同时的地理学家李吉甫编有《元和郡县图志》一书，第一次将地志的编撰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了。他指出：“古今言地理者凡数十家，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皆略而不书，将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合，收地保势胜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16）可以看出、李吉甫撰此书，目的是为实现政治服务。他作为元和年间的宰相从事撰述，自然是出于对藩镇割据局面的不能容忍和对唐王朝起维护作用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传统的取鉴思想明代后期和明清地，又演变成为经世致用思想，从而达到了较为完善的阶段。
    李贽是明代后期有代表性的著名思想家和进步历史史学家。他总结出明朝衰败的原因，一是统治集团腐败，民不聊生。二是理学空疏无用，空谈误国。为此，他认为历史研究要与现实政治紧密结合，提出“经史相为表里”（17）的主张，他还认为政治原则应成为修史的指导原则；史学的编撰方法和内容都要为政治原则服务。二者的结合，才能使历史研究适应现实的需要。
    这里要指出的是，李贽由于受到时代和阶段地位等条件的制约，他的历史观和史学尚不能完全摆脱儒家传统观点的窠臼，他所然希望的是明朝统治者能借鉴于历史经验，时改革弊政，于“乱”中求“治”，这是他的局限性的表现。但是，他在明代中后期，打出反理学的旗号，反对空疏的学风，提倡历史研究应与现实结合，提出以史“经世”的主张，尽管他所“经”的仍是朱明王朝之“世”，但耸在史学理学论上为以后明清之际的经纪致用开了先河，还是应该予以充分明定的。
    李贽死后约半个世纪，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顾炎武、王夫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矛盾普遍激化。明朝自中后期以来，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崩溃。明代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它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摧毁腐朽的明王朝，也沉重地打击理学思想的束缚。长期的民放大战争又导致了清朝入主中原。所有这一切极大地震撼着明代士大夫的心，也就是黄、顾、王手进步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再由于他们在青年时期都曾经参加过抗清斗争，饱尝了故国覆亡的灾难和苦痛。在“衰其所败，原其所剧”之际，他们痛定思痛，决心以史为鉴，探计和总结前亡的历史教训，以“矫其所自失”（18）。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史学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李贽“经史为表里”思想的影响下，从理论上进一步强调作史的现实政治目的。王夫之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所贵乎史者，述往发为来者师也。”（19）他义为所谓“经世之大略”，不仅是要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更重要的在于要以治乱变化之中“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提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其失。”（20）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任务最重要的在于能总结为现实政治斗争所效法的“得失之枢机”，以为“力行求治之资”。按照这种要求，他自己在《读通鉴论》和《宋论》中系统地分析了自秦至五代间各代封建统治者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企图从中总结出明朝亡的原因，而这种分析、总结对现实政治又是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黄、顾、王还认为，作史应“见诸行事”。历史研究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相结合，是作史应做的第一步，但这还不够，应该针对现实斗争的需要，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改革粉法，使之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因此，重视现代历史的研究，是他们的特点，为的就是现代史与现实接近，最利于取鉴。
    研究现代历史，就势必注重当代社会的调查研究。如黄宗羲编有《明史案》、《明文在》、《明儒学案》以及南明纪事等数十种著作。顾炎武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及《营平二州地名记》等多经他多年实地考察然成书。如指出明末由于关防松弛，武备不修，以致“异族”乘虚而入。这些考察、分析对清朝统治者认识到边防的重要，从而加强边防当有所裨益。王夫之撰《永历实录》为南明桂王政权编提史，保留了南明政权及农民军的重要史料。
    黄顾、王三人在全面、系统地探讨明朝政权覆亡历史教训的过程中，发现明末社会的一切弊端都同君权有关，是明代社会一切罪恶之源。明朝的覆亡正是由此造成的。因此，他们三人的史学思想中，产生了民主思想和反封建专制主义的倾向。如：否定“君权神授”。王夫之从理论上批判了董钟舒的“天人感应论”，顾炎武则认为“国”和“天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指一姓之王朝，“亡国”只是“易姓改号”而已；“亡天下”则不同，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习谷和理论纲纪的兴废。黄宗羲则从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上古三代的君主，是由公众选择产生治紧密结合，提出“经史相为表里”（17）的主张，他还认为政治原则应成为修史的指导原则；史学的编撰方法和内容都要为政治原则服务。二者的结合，才能使历史研究适应现实的需要。
    这里要指出的是，李贽由于受到时代和阶段地位等条件的制约，他的历史观和史学尚不能完全摆脱儒家传统观点的窠臼，他所然希望的是明朝统治者能借鉴于历史经验，时改革弊政，于“乱”中求“治”，这是他的局限性的表现。但是，他在明代中后期，打出反理学的旗号，反对空疏的学风，提倡历史研究应与现实结合，提出以史“经世”的主张，尽管他所“经”的仍是朱明王朝之“世”，但耸在史学理学论上为以后明清之际的经纪致用开了先河，还是应该予以充分明定的。
    李贽死后约半个世纪，明清之际的三大思想家、历史学家黄宗、顾炎武、王夫之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正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矛盾普遍激化。明朝自中后期以来，政治日趋腐败，经济崩溃。明代末年，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它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摧毁腐朽的明王朝，也沉重地打击理学思想的束缚。长期的民放大战争又导致了清朝入主中原。所有这一切极大地震撼着明代士大夫的心，也就是黄、顾、王手进步历史观和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条件。再由于他们在青年时期都曾经参加过抗清斗争，饱尝了故国覆亡的灾难和苦痛。在“衰其所败，原其所剧”之际，他们痛定思痛，决心以史为鉴，探计和总结前亡的历史教训，以“矫其所自失”（18）。
    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对史学的作用有深刻的认识。他们在李贽“经史为表里”思想的影响下，从理论上进一步强调作史的现实政治目的。王夫之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所贵乎史者，述往发为来者师也。”（19）他义为所谓“经世之大略”，不仅是要了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更重要的在于要以治乱变化之中“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提也，必思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