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呈现一个显著的特征，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当代史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呈现这一特征，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
    所谓跨学科研究，就其根本而言，是指跨越学科之间传统界域的科学研究。由于跨学科研究必然要涉及两门以上的学科，而不同学科跨越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后，则不可避免要发生相互交叉，因此，有的学者又将其称为交叉学科研究。至于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其形式多种多样，异常复杂。尽管如此，任何领域跨学科研究的本质过程则均“离不开学科术语概念的跨越、学科理论板块的跨越、学科科学方法的跨越和学科结构功能的跨越这四种主要的形式”（注：陈燮君：《学科学导论》，第15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当然， 如果细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种种的所谓“跨越”，不仅构成了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的关系，同时，实质上也是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的“移植”现象。
    毫无疑问，发生于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也不例外地是跨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使历史学与其它学科相互交叉。不过，大量相关的历史研究成果显示，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主要表现为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向史学领域的单向度跨越或移植，换言之，即是把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一言以蔽之，发生于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指的是有意识地跨越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传统界域，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特定领域，引进和借用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人类社会历史加以深入的探讨。
    而把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引进和借用到史学领域，势必使历史研究发生深刻的变化。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曾概括地指出，“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了法国史学的两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化”；“最重大的变化是……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注：《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前言”，第41页，社科文献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事实上，科林·卢卡斯所概括这两大变化，并不仅仅局限于法国史学，完全具有普遍性。至于所谓“研究课题的多样化”，是说相较于传统史学偏重研究政治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而言，历史研究的范围得以大大拓展；所谓“对历史编纂法所产生的影响”，并非单纯指历史表述的形式，更主要的是指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把握方式，即不再局限于单纯叙述，而是代之以分析，通过分析去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因果关系。不可否认，上述两方面的变化表明，在史学领域展开跨学科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正因为如此，本世纪以来，被引进和借用到史学领域的学科，或者说与历史学“结盟”的学科越来越多，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部类，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人口学、心理学、地理学、数学、生物学……，以及由这些学科所分化出来的不同层次的分支学科。而历史学与其中的某些学科相互交叉后，还相应形成一系列新的分支学科，如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历史人口学、历史人类学、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更为重要的是，所形成的一系列分支学科，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入和史学自身的发展，又进一步分化，从而出现大量三级以至四级的分支学科。仅以社会史为例，如有家族史、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老年史、青年史、种族史、婚姻史、劳动史、城市史、农村史、社区史、社会教育史、医学社会史、犯罪史、以及房屋史、厕所史、服饰史、时髦史、发式史、性史、生育史、疾病史、死亡史、饮食史、节日史、闲暇史、劳工史……简言之，历史学内部不同层次分支学科的涌现，“并不单纯是学科越分越细的结果，更主要的是高度跨学科的产物”（注：刘仲林：《跨学科教育论》，第274 页，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这与现代科学的发展是相同步的。
    与此同时，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式，受到各国史学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进而成为当代史学发展中的一股新潮流。这在西方各国史学界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法国，“西方任何国家都不像在法国那样，新的跨学科历史拥有牢固的组织基础，在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注：伊格尔斯：《历史研究国际手册》，第6 页，华夏出版社1989年译本。）。法国年鉴学派第三代主要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就明确指出，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第六部（1975年后改为“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与《年鉴》杂志的宗旨之一，即是跨学科研究（注：雅克·勒高夫：《新史学》，第1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译本。）。在年鉴学派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再如美国，二战以后，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不断扩展，很快就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研究方式。与此相适应，美国史学界兴办了一批跨学科杂志，有的甚至直接冠以“跨学科”名称，如《跨学科历史杂志》。因此，“坚定不移地推动历史学与社会科学或行为科学的结合是美国的显著特征”（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译本。）。至于我国史学界，也于80年代初开始关注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并于短时期内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注：参见蒋大椿等：《史学中的跨学科方法研究概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从而为在研究实践中开展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概而言之，本世纪以来，史学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在促进历史研究深刻变化的同时，自身也不断得以推展。这构成了当代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无论伊格尔斯的《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和《欧洲史学新方向》，还是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都持类似的论断。他们分别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当代史学发展进程中的跨学科研究状况加以评述，即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