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西北开发的步骤及方式
    论及开发西北的前提，舆论认为，首先应以整个国家利害为前提而确定开发西北之整个计划。六省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皆有密切之关联，尤其在国际上更有辅本之倚、唇齿之保，任何省分发生问题终必波及全体。“若不以整个国家利益为前提而任某事为局部问题，则问题日趋复杂，纠纷日形严重，整个西北难免为东北之第二。”（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其次，应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而改进西北之积弊。开发西北乃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其责任自应由整个民族来担负，反对“西北为西北人之西北”，或“西北人之事听西北人自了之”（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
    至于开发西北的步骤，“最务急者第一在发展交通；第二在开发农矿；第三在积极移民”（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
    就交通建设而言，首要者为铁路建设。由于南京政府财政困难，抗战前的西北铁路建设仅限于扩展陇海路以及勘测其他相关路线。陇海路贯穿中国腹部，其重要性倍受注目。“今日之言建设西北者，陇海路实负有重大之使命，倘论者以西北为中国之生命线，则陇海路为西北之生命线更为千精万确之事实。”（注：杜一波《陇海铁路之现阶段》，载天津《大公报》1935年4月16日。 ）自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成立之日起就决定向西扩展陇海路，分为灵潼段（灵宝至潼关）、潼西段（潼关至西安）、西宝段（西安至宝鸡）三段，全长为377公里。1936年12 月全线通车。
    农矿开采方面，西北气候干燥，雨量稀少，游牧之地多，农耕之地少，故农业不发达，但这并非说西北不适于农耕。当局“当详勘荒地面积，分别登记，或令原族开垦，或由内地移民开垦，或办理军垦，或移陕甘各区灾民以工农代赈”，“同时兴修水利，改良耕种方法”（注：景园《危机遍伏的青海》，《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西北的矿产多未经开采，“欲矿业发展，必须组织地质调查队，以明各地的情形，延用专门人才以求改进，组织采冶公司以资发展”（注：葛绥成《内忧外患下之新疆》，《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移民殖边亦为开发西北之要务。西北地广人稀，内地则人口过剩。“东南各省平均每方里百余人，西北各省平均每方里不及二十人。”（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东北事变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农民流离失所。此外，由于国内百业凋敝，失业人数大增，“利用这些人推进殖边事业，为失业者调度工作，为殖边充实人力，可说是两全其美”（注：王成组《国难声中之殖边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 通过移民殖边可以开发边疆地带的富源；促进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巩固边疆地带的防务（注：王成组《国难声中之殖边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移民殖边的推进方式有：1.政府倡导组织。“将各省愿为移民领袖之人集中培训，授予知识和技能，毕业后派往移民区切实指导。”（注：王少明《西北资源调查及其开发》，《文化建设月刊》第1卷，第6期。）2.民间组织团体。这种团体“可以募集资金，赞助确定的事业，或是资送团员到边疆去调查服务，或是宣传边疆现状以及殖边事业的进步。”（注：王成组《国难声中之殖边问题》，《东方杂志》第33卷，第1号。）3.对于志愿投身于边疆建设者政府应设法鼓励。如提供资旅费、保障薪给、免费安家等。
    西北开发中尤需注意的是民族问题。西北各民族因风俗、语言、文字、宗教诸方面的差异，历史上不无捍格之处。要永远消弭民族间冲突，则地方当局不能不于政治及教育两方面多所努力。政府施政方针首当遵循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凡关于西北一切政教设施应尽量以为各族谋共同幸福为原则，不能偏颇于某一方，以失共存共荣之义”（注：景园《危机遍伏的青海》，《新中华》第1卷，第11期。）。 要使各民族间获得真正的调和，教育的力量不容忽视，应“以教育的力量打破民族的鸿沟”（注：赵镜元《新疆事变及其善后》，《新中华》第1 卷，第10期。）。西北地区师资不足，“中央当责令当地政府于各民族中保送人员，来内地入学，毕业后返回服务”。学校教育以外，社会教育对于沟通各族文化、调和各族感情的效用也很大，也应逐渐推行。
    四、西北开发的意义
    舆论界认为开发西北不仅仅是民族抗战的需要，其政治上的特殊使命还在于能提供一种新社会的改造模式，“吾国处此政治破产社会秩序总崩溃的今日，新秩序所以不能建立，新制度所以不能收效，虽不无政治设施不合国情，规章不切实际之处。然在崩溃中旧社会的牵制力过大，实在是新建设中的重要之障碍”。“崩溃中的建设较在荒墟上的建设为难，因为崩溃的力与建设的力往往正负相消，甚或崩溃的力过于建设，结果使新社会的建设未成，而崩溃先见。反不若在废墟上做新建设易见效率。”这种荒漠上崭新建设的社会，往往足为旧社会的典型，使旧社会加速蜕变为新社会。“所以现在开发西北为不可缓之图，而且建设新西北，结果就是建设新东南！”（注：李如汉《开发西北问题》，《新中华》第2卷，第14期。）
    正因为国民政府确立了西北的战略后方地位，并很快与经济发展相结合，才开启了西北的近代化历程。当然，国民政府对西北的重视首先是基于军事的、政治的考虑，是一时的权宜之计。而西北当时的落后状况却很难担负起重要的战略后方这一重任。这也就决定了条件一旦变化，情况就有不同。1935年，当国民政府完成了统一西南的任务后，立即强调西南是民族复兴的根据地。这不仅因为西南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丰富的人力资源，便利的航运交通，而且西南地区与英美的势力范围毗邻。国民政府投资重心的转移使得刚刚起步的西北开发工作或半途而废或止步不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