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作为英国现代的重要政治家，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和实践受到各国历史学家们的关注，出版了大量论著。这些论著主要集中于二次大战前后--即从反对绥靖政策起直至冷战时期--的这段时间内。可是，如果我们综观丘吉尔一生的外交活动，就可以看出，他的外交思想早在一战后就已初步形成，经过三十年代，二次大战和战后初期的逐步完善发展，最终形成其完整体系的。因此，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三十年代初丘吉尔的外交思想，对研究丘吉尔的一生乃至整个英国现当代外交史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化。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力量的对比。虽然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失败，但是，作为旧世界格局中的世界霸主的英国，受到沉重打击。在一次大战所形成的新格局中如何维护英国的霸主地位，成了一次大战后英国政治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英国当前或潜在的最大对手是谁？在大英帝国遍布全球的各种利益之间，何种利益处于最关键的位置；英国的战略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英国的对外政策和力量配置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调整？
    要回答上述这些问题，首先就要认识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面临的形势。英国在一次大战中损失惨重。军队阵亡74.7万人，伤169.3万人。物质损失据凯恩斯估计为5.7亿英镑，海外投资损失1/4。伦敦不再是世界唯一的金融中心，英国的资本输出额从1914年的180亿美元降至1919年的134亿美元，失去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的地位。[①]但英国在大战中也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外战略要点；获取了许多原德国的殖民地，扩大了帝国的版图，英国的世界霸权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在国家实力走向衰落的情况下，大英帝国在它扩张的历史上已达到了极限。现在英国所急需的，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让它慢慢消化战利品的和平国际环境。正如丘吉尔1929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发表的演说中所指出的：“没有一个政治实体比大英帝国对世界和平更感兴趣，它已经拥有了它所想要的一切领土和资源，需要的只是一个在和平条件下发展它们的机会”。[②]既然确定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战争胜利果实为主要战略目标，那么，英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外策略呢？1921年9月24日丘吉尔首次提出了自己的外交主张：“如果我们要摆脱战后时期的困难的话，必须在主要的国家之间进行和平的相互合作。这儿有两个大的国家集团，它们中的每一个对恢复世界安全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英法德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重建欧洲的繁荣。其次是美英日之间的相互合作以防止新的海军军备竞赛并维护太平洋的和平。我们的国家在造就这些融洽的合作中将发挥最重要的作用。实际上你也许可以说没有英国的援助和领导它们可能永远也不会产生”。[③]
    在丘吉尔的心目中，这两个国家集团有主次之分。由于美国力图以国联为工具积极干涉世界事务的政策遭到失败，日本主要关心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两大非欧洲强国对欧洲的世界领袖地位暂时没有构成严重的威胁，欧洲仍然是世界外交舞台的重心，丘吉尔心目中的战略重点，所以，丘吉尔将欧洲作为英国外交的战略重点，其注意力偏重于第一个国家集团。下面就英国对欧洲政策，对俄国政策，二方面来论析丘吉尔是如何运用上述外交战略思想的。
    一
    欧洲是丘吉尔外交视野中关注的重点。丘吉尔以为，要实现维持现状，保护既得利益的战略目标，首先要保持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使欧洲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为此，必须在英国领导下实现欧洲各国合作尤其是“英法德三国合作”。
    一次大战后，欧洲问题非常复杂，突出的问题是处理战胜国间的关系和战胜国与战败国间的关系。
    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关系的核心在于如何对待和处理德国。德国地处欧陆中心，位于西欧国家和苏俄之间，它的偏向直接影响到双方势力的消长，能否控制德国，直接关系到欧洲局势的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普遍出现了一股敌视德国，希望严惩德国的思潮，主张以最苛刻的条件给德国以致命打击，使其一蹶不振。战争刚刚结束时丘吉尔也持同样观点，主张对德皇及其僚属进行严厉的审判；德国应为它所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德国武装。但是，作为一个战略家，丘吉尔毕竟想得更深远些。他认识到德国是中欧最强大的国家，它的衰落和奥匈帝国的解体将在中欧造成权力真空，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这一地区的混乱而破坏欧洲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会给俄国提供输出革命的机会。而一战后德国的情况也十分严重。战争使德国的整个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阶级矛盾尖锐复杂，1918年11月爆发的革命，推翻了德皇的统治，而且革命有可能发展成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凡尔寒和约激起了德国人民的极度不满，极右翼势力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迅速集结并疯狂活动，力图恢复军事独裁统治。
    本已十分软弱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处于左右反对势力的夹攻之下，岌岌可危。如果协约国再采取对德强硬政策，无疑是给魏玛共和政府雪上加霜，使它无法继续统治下去。丘吉尔认为，无论是共产党还是极右势力取而掌权，都将把凡尔赛条约作为攻击的对象，推行敌视协约国的政策，危及欧洲的稳定，而当时的魏玛政府奉行“迂回政策”，即尽力履行和约，获取战胜国的宽容，为德国复兴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1925年德国外交部长卡斯特莱泽曼在给前德皇威廉二世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德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可以忍受的条件下解决赔款问题，并且保障和平。和平是恢复我们力量的基本前提。”[④]这一政策无疑对丘吉尔稳定欧洲的战略目标是有利的。所以丘吉尔很快就改变了自己的态度，主张不要过分削弱德国。1922年3月22日他在下院发表演说指出：“实际上，德国的局势使我们最为担心。许多年以来，德国的力量是欧洲最大的危险。而在过去15个月中，德国的软弱构成了欧洲的危险。1月里我曾冒昧地说德国的共和国政府，准社会主义政府，值得协约国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尽力去帮助他们反对军国主义的阴谋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暴乱。……英国的政策应该是用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手段使这个温和的德国政府作为一个活跃的实体维持下去，并且在它统治的时期内把德国人民的生产能力组织起来，从而使繁荣得以恢复。”[⑤]
    可见，早在二十年代初丘吉尔就已经把消除德国的怨气作为解决战胜国和战败国间关系问题的主要方针了。但是，如果说在对待战败国问题上，丘吉尔和当时执政的政府还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在处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就更明显了。
    处理战胜国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处理英法间的关系。法国是一次大战的另一个主要战胜国，也是凡尔赛体系的主要得益者和维护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和奥匈帝国战败，俄国爆发革命，法国就成了欧洲大陆上唯一有实力左右欧洲事务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作为一个在界各地都有利益的国家，不可能完全陷入欧洲事务的纠缠中去。所以，它必须借助其它国家的力量帮助它稳定欧洲局势，使自己能腾出手来处理世界其它地区的事务。这样，在英国外交政策中英法关系就处于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自普法战争以来，英国为了对付大陆上新出现的强国德国，也一直采取和法国合作的政策。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已被战败，迫在眉捷的威胁已经消除，英国政府对法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英国当时的领导人教条地奉行“反对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均势政策的传统，实行“扶德抑法”政策，丝毫不顾及法国由于地理位置、国家潜力等实际情况而对德国抱有的恐惧心理，进而为消除德国的怨恨，竟不惜牺牲法国的利益。早在巴黎和会召开之时，劳合·乔治就认为“将来会给我们造成麻烦的唯一国家就是法国。”为了不过分削弱德国的力量以对抗法国，他在《草拟和约条款最后文本前对和平会议的几点意见》中说：“战胜国可以剥夺德国的殖民地，解除其武装直至仅仅保留警察力量，并使其海军列入大国中第五流的地位。但如果它感到自己在1919年的和约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它同样最终会以胜利者身上找到进行严厉报复的手段。……在胜利时刻表现出来的不公正和盛气凌人的作法，是永远不会被忘记或受到宽恕的。”所以，他“强烈反对把更多的德国人从德国统治下交由某个其它国家统治。”并认为“对德国武装施加永久性的限制是无效的”，“应允许德国在规定的若干年内逐步达到每年规定的（赔款）数额的能力”。[⑥]英国当局的抑法方针引起法国强烈不满，法国总理克里蒙梭抱怨说：“这样，就使我们处于一种不公平的局面，这种局面有可能使我们担当风险，即担当留给我战后协约国之间关系的坏影响比留给德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坏影响要来得更大的风险。”克里蒙梭不幸而言中了。无论是在鲁尔危机、赔款问题还是在裁军会议上，英国处处和法国反其道而行之。用W·N·麦德里克特的话来说，这“使英国政府经常处于和法国发生摩擦的地位，弄得法国发现自己巩固在欧洲胜利成果的企图一直无法实现。”[⑦]
    如何对待法国？丘吉尔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法国和英国在战略上有着共同的地位和利益，必须加强英法的伙伴关系。1925年曾指出：“我倾向接受这种说法，我们的命运和法国密切相关”。丘吉尔认识到法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已经获得了在其力量所及范围内能够得到的一切，现在所需要的同样是一个可以维持现状的和平秩序。丘吉尔强调：“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而德国就不同了。作为一个战败国，它在凡尔赛和约中蒙受了深重的耻辱，殖民地和军备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连本国领土也不得不割让出去，因此具有民族复仇主义的土壤，加上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传统，一旦经济发展，就必然要求重新获得它以前所拥有的一切，甚至更多，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所以在丘吉尔看来，在维护凡尔赛体系上，法国才是和英国有着共同利益的朋友。二十年代，丘吉尔一直强调英法合作的重要性。甚至在鲁尔危机期间，英国舆论纷纷谴责法国出兵鲁尔区的行动时，丘吉尔仍然声称：“我们一定不能因为法国政策的某一特定阶段而疏远伟大的法兰西民族。我们也不能背弃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过去。”[⑧]在裁军问题上丘吉尔更是极力反对削弱法国的力量。他说：“严重削弱法国陆军并不是欧洲和平当前的利益所在。而通过无理的裁军要求导致和法国以及和法国合作的所有小国的关系恶化也不是英国的利益所在。……我必须说现今的法国陆军是保持稳定最强大的因素之一。……法国毫无疑问的军事力量优势一旦削弱或消失，将为欧洲的无穷灾难敞开大门，将摧毁安全的堤坝并‘使远方的城市在歌舞升平和睡梦之中被淹没。’”[⑨]
    上述表明，丘吉尔的主张和英国当政者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有两个本质的区别。其一，他反对以牺牲法国为代价来缓和德国的怨恨。他认为“欧洲困难的总解决依赖于德法之间的和解，”而不是支一方，压一方。丘吉尔指出：“如果法国要被逐步地导向与德国合作的道路，它必须首先获得并保证在未来可以不受德国侵略的有效的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只有英国才能提供。……我国在欧洲外交政策的关键是要造成德法两国之间的友好谅解，同时给法国以保证，使它相信在它又一次成为德国侵略的对象时不会是孤立无援的。”[⑩]为此，丘吉尔对《洛迦诺公约》大为赞赏。1925年10月19日他在金福德说：“我出于两个不同的原因欢迎这一公约--首先，因为它结束了可怕而悲惨的过去；其次，因为它为维护未来的和平提供了一个伟大、稳定、而且我相信，是唯一可能的安全保障。……在这儿，欧洲的四个大国在力量和安全的四边形金字塔中携起手来，坚定而又稳固，为了互相保护和防止它们之间再次发生战争而携手合作。我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道路可以有效地防止我们不卷入战争。”[（11）]
    可见，丘吉尔所强调的是在英国的主导下通过缓和法德两国的仇恨而不是使二者形成对立性的互相牵制来实现欧洲局势的稳定。“如果你想完全保证英法共同获取的胜利果实的话，相信我，你必须作出安排，不仅要保证英法间的相互合作，还得保证英法德三国在重建和平中的合作。就英国而言，它并不面临法国所面临的那种危险，也不具备可能潜伏在德国人心中的那种仇恨。它应该在公平对待法国的同时不要不公正地对待德国，要努力缓和德法人民之间流行的仇恨，给法国以可以使它放心的安全感，给德国以可以使它控制人民中暴力因素的公平感。”[（12）]
    其二，丘吉尔主张对德国的宽大政策要遵守原则和限度，那就是在军备方面不作让步，坚决维护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裁军的条款，反对德法军备平等的主张。在这一问题上丘吉尔提出的原则是“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在（德国）冤气消除之前，就使（战败国和战胜国）军备平等的话，很高兴我们还没有这么做，那就会看到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到来。”[（13）]
    对于喧嚣一时的裁军浪潮，丘吉尔一再提出忠告：“如果你希望裁军，你就得必须考虑到在维持陆海军背后的政治和经济原因。”[（14）]在丘吉尔看来，裁军只有作为一个总的政治解决的结果，而不是第一步时才是明智的。“没有人保持军备是为了寻开心，他们保持军备是出于恐惧。”所以丘吉尔力主将德法两国之间达成和解作为世界裁军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