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布尔乔亚小农场”式的农业经济
    在强调资本经营的情况下，对土地和农业的投资也使农村经济关系出现巨大变化。自从1289年明令废除农奴制后，佛罗伦萨农村的封建经济已告瓦解，但农民并未获得土地，原属封建领主的土地大部分转归城市资产阶级。佛罗伦萨银行家、企业主同时在农村广占地产的现象确实比较普遍，那些住于城市中并部分进行工商业活动的贵族世家的财产，仍以农村土地为其重要的、甚至首要的组成部分。如大银行家巴尔第、皮鲁齐、美第奇等，都在农村拥有与其资财规模相当的地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农村地产也开始按资本主义的（或近似于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前已指出，在废除农奴制后，农村经济的主要形式是租佃性质的分成制，后来又进一步组成“分成制的小农庄”，这些小农庄便是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郊区农业经济的主要经营方式。它一般以能够生产出一个数口之家的农户一年所需两倍产品的土地面积为限，组成一个个自成一体的农场，土地属业主，住在场内的农户即分成制农民，通常以对半分成承租主人的农场，农户在农场内有自己的住房和必要的生产工具及牲畜（有时也向主人租用牛、马）。农民的人身是自由的，他和业主的关系有点像毛织作坊主与下属雇工的关系。但对分制意味着产品或产值有提高则双方皆可受益，因此农户生产有较大的积极性，投资于土地的业主也直接关心提高农场的产量。这样做的结果确实有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加强了精耕细作，因而使佛罗伦萨郊区田野一直是意大利整治得最优秀也最美观的农田。另一方面，则是使这些农场尽量转向生产葡萄、橄榄、蔬菜、果品等经济作物，大大提高单位产值（与此相联系的因素则是佛罗伦萨在那不勒斯王国的经济特权，使它获得大量廉价的西西里谷物，从而得以减少本地的粮食播种面积），遂使对农业和土地的投资所得效益可与向工商业的投资看齐，有些学者称之为“布尔乔亚小农场”，即指经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意大利学者孔第在其所著《佛罗伦萨郊区现代农业结构的形成》一书中，称当时的农业经营是“艺术工作”，并说它同样反映了当时已多方面见之于佛罗伦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资本主义理性精神。法国史学家布劳代尔则认为，如果说它是资本主义的胜利有点过分的话，却至少可说是那些善于投资、以精打细算而获利的商人们的一大胜利。通过上面的评述，我们应对佛罗伦萨农业已开始纳入资本主义生产的轨道一事有充分的估计，而不能认为商人对土地的投资是兼营封建的农业。
    四、七大行会的资本家控制国家政权
    决定一个地区或国家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是其政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在这方面，佛罗伦萨的发展也非常典型，其主要特点就是七大行会的资本家完全控制了国家政权。从1282年起，佛罗伦萨政权便归七大行会掌握，行政首脑是6位“长老”，他们组成长老会议，每届任期2个月，全部由七大行会从其会员中推选；行会又自组民兵执行保卫任务，因此军政实权皆归行会。到1293年，又制定名为《正义法规》的宪法，进一步巩固、加强了七大行会对政权的控制，并且限制了相当于城市贵族的“世家大族”的政治权利。在6位长老外新设1名“正义旗手”，亦由行会会员担任，等于城市最高领导，又新组成7000市民武装，归正义旗手指挥，专门对付犯法作乱的巨家大族。那些被《法规》列为“大族”的人员则受到各种监视：每家须以一人为质，并交巨额押金，若犯法或伤害市民则受严惩。所有“大族”的男性成员都要向政府宣誓效忠，但政治权利大受限制，他们中任何人皆不得担任长老或旗手，不得参加市民武装的队长会议，虽可以加入行会，却不能任行会领导之职。另一方面，从政权只归七大行会专享来看，广大劳动群众也完全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尤其是雇佣工人受压迫最重，其地位远远低于已受限制但犹属有产阶级的“大族”。因此《正义法规》可说是一把双刃之剑，既针对贵族也压制工人，其实质是确立资产阶级的统治，故此后佛罗伦萨的政权可以认为已具有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历经整个14世纪直到15世纪30年代，佛罗伦萨始终贯彻以长老会议为首的共和体制（以后虽建立了美第奇家族的寡头政治，但共和制仍保留）。由长老会议总理国内政务、指导外交、制定法律，在其下还有12名“贤人”、16名“旗手”辅佐军政财务。其时已有中小行会之设，他们亦在政权上分得少许席位，但大权始终握于七大行会之手。因此，从七大行会牢牢掌握政权，甚至可说是垄断政权的角度看，佛罗伦萨社会的资产阶级性质尤为鲜明。值得一提的是，近30年来，西方研究经济问题的学者也越来越注意于经济与政治的联系，认为经济决不能脱离政治及其社会环境，对资本主义形成过程的研究，强调经济必须和政治结合才能形成资本主义体制的思想。有的学者把这形容为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必须有一个“全牛”的概念，即资本主义经济必须与资产阶级的政权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结合为一，肝胆俱全，才算大功告成。这些提法对于我们理解佛罗伦萨的社会性质也很有助益，因为佛罗伦萨资本主义之成功，正在于它的经济与政治结合得非常紧密，而且在这经济政治紧密结合的基础上盛开文艺复兴新文化之花。在这一百多年中，佛罗伦萨诞生了但丁、乔托、彼德拉克、薄伽丘、萨琉塔蒂、布鲁尼、阿尔伯蒂等著名的文艺复兴文化和人文主义的代表，成为最光辉的“全牛”的典型。这不禁使我们想起恩格斯对但丁的历史地位所作的著名评价：“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按照恩格斯的论述，我们当会对本文所论述的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
    综上所述，佛罗伦萨是当时意大利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一个代表。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形成，在世界各国可能有各自具体的道路与模式，但从佛罗伦萨的情况看，它无疑是比较完整、比较全面的一个，它的经济、政治与文化都取得高度、同步、综合的发展，尽管它在16世纪盛极而衰，使意大利的历史出现曲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前期的辉煌。同样的，对佛罗伦萨所处早期阶段的过渡性和新旧并存的复杂性我们也要认真辨析，不能因此而影响到对其社会性质的认识。那些怀疑佛罗伦萨经济的资本主义性质，认为它还不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或者强调它仍然是一种封建经济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