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哪种伟大能比军事上的伟大对民主人民的想象更为可喜，这是一种鲜明的、突放异彩的伟大，获得它不需艰辛劳作，只需敢冒生命危险。[①]
    正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尚武的国民道德构成了美国文化性格一个重要而根本的特征。这种国民道德热衷于武力，片面地认为个人和民族都可以在暴力中新生。它既是欧洲留给美国人的文化遗产，更是美国建国兴邦、扩张侵略的动力和结果。从独立战争到本世纪的历次战争为尚武道德的维系和巩固提供了再好不过的借口，并由此诞生了一套相应的文化机制：联邦政府成为其权威的象征，民众的狂热则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军队是直接的捍卫者。二战中美军扮演“救世主”角色的成功更使美国政府和民众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力量不仅能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而且在建立以其自身为榜样的世界秩序方面也是可行、可信的。很明显，在珍珠港、台湾海峡、朝鲜半岛以及古巴所遭受的失败乃致惨败并未动摇美国人对武力的迷恋。然而，越战的失败却给了尚武国民道德以致命一击，动摇了其社会基础，给美国人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造成了短期内难以愈合的创伤。但是，美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始终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国家。因此，治疗战争创伤、重塑尚武国民道德既是美国政治的需要，更是美国文化的必然。本文拟从文化的角度，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70至90年代美国尚武国民道德在文化心理的冲击与震撼中复原并重新服务于美国“大棒”政策的历史轨迹。
    一、创伤之由来
    据统计，在整个越战期间，有250万人曾先后在越南服役。1968-1969年越战高峰期，驻越美军达55万人之多；大约40%的陆军师、50%的海军陆战师、约33%的海军、50%的战斗轰炸机、战略空军指挥部所属的25%-50%B-50轰炸机参战。美军共投下了800-1，500万吨炸弹，是二战中投弹量的4倍多。[②]然而，如此的孤注一掷并未取得美国统治阶层所预想并使其国民深信不疑的政治军事效果，这是造成美国文化创伤的第一个原因。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认为，一个民族及其价值观的维持依赖于共同外部敌对势力的存在。以尚武为其国民道德的美国更是不失时机地寻找各种借口对他国动用武力，企图让别国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当时，前苏联、中国等均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并迅速发展壮大，对美国在亚洲、太平洋的存在及其要“拯救全人类”的“雄心”提出严峻挑战。在这种形势的鼓舞下，越南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在望，由越共统一全国已是大势所趋。越南很自然地成为美国力量及被维系的尚武价值体系的试金石，维持美国及其价值观的威信便是发动越战的主要目的。正如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腊马拉在1965年一份备忘录中所指出的，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70%是为避免丢脸，其余30%才是为对付所谓的“共产主义对民主的威胁”[③]。显而易见，美国决策者过于自信地将美国威信看成了世界秩序的支柱。如丧失这种威信，美国式的民主秩序就难以兜售出去。为避免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在这场冒险赌注中赌赢。然而，美国人并非事事都能如愿：越战遭到惨败。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失败毕竟使美国丢尽了脸面。基辛格在其回忆录中说：“凄惨的失败会打击盟友的士气，而给对手进行新的冒险壮胆。”[④]换句话说，世界其它地区会因此而淡化对美国价值观的宗奉或恐惧。从第二次石油危机到前苏联出兵阿富汗再到美国扶植的政权被推翻以及美国人在伊朗被扣作人质，一连串的打击使美国人哀叹“昔日已不再重来”，这无形中减弱了尚武道德在其国民中的可信性和神圣性。民族文化心理是以国民道德为基础的，因此，越战失败十分自然地引发了美国国民心理的一场文化危机。
    越战之所以给美国国民心理留下如此深的创伤，还在于它打乱了源于欧洲的美国国民道德传统的演绎范式。海伊斯教授指出，欧洲国民道德“塑造了我们的过去，它仍在塑造着我们的现在和将来，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⑤]。欧洲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在那里，道德就是一种尚武精神。希腊战胜波斯取得海上霸权依靠的就是由平民组成的海军。独特的城邦制将所有公民的命运连在了一起，保卫城邦被视作神圣的使命，成为尚武国民道德的最初形式。价值宗奉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行动，而战争就是这种行动自然而然的体现。伴随战争而来的领土扩张扩大了古希腊、古罗马价值体系的影响，因为“领土与权威一样，表示力量、根源，有能力完成至关重要的事情以及与意义重大事件之间的联系”[⑥]。从古希腊神话到奥林匹克运动会，从古罗马的斗牛士到德国的“狂飚突进”运动，无不充满了对勇武精神和强力扩张品质的讴歌。欧洲殖民者将这些品质带到了北美。北美那种“只有杀人才能生存”的严酷环境使美利坚民族形成伊始便继承了欧洲人的衣钵，将尚武精神升华为自己的国民道德。事实上，真正意义上的美利坚民族国家的出现也似乎得益于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尽管象征价值体系中心的联邦政府业已存在，但它对边远各州以及未被同化的带连字号的美国人仍嫌影响不够。一战使美国成为一个战斗集体，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在战争中进一步认同了以尚武为主体的中心价值体系。其次，在不少侵略扩张战争中，美国频频得手，这无形中强化了战争在美国文化中的地位，“勇士”被奉为阳刚之气和国民道德的象征。然而，越战的惨败不但没让58，000名战死异乡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国家获得“新生”，反而打破了美国的战争神话，动摇了美国中心价值体系的基石--尚武国民道德及相伴的战争文化。时至今日，伴随失败的文化传统演绎和企图重新界定战争的意义仍为美国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
    二、文化心理的错位
    美国卷入越南是其国民在一战后参与国民道德对话的结果和延续。对话强化了尚武国民道德的神圣性和凝聚力，给参军打仗赋予了更为深刻、更具欺骗性的文化内涵。在此背景下，越战失败必然造成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这就是需要治愈的创伤。它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为尚武国民道德奉行者和维护者的美国统治阶层竭力掩饰美国文化心理所受的打击。在尼克松宣布越战“越南化”一年之后的1972年12月，美国飞机还在轰炸河内和海防，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美国仍然是强大的，让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民道德仍是行之有效的。国务卿基辛格随后自信地宣布，美国取得了“有尊严的和平”。出于同样的掩饰目的，美国总统福特在西贡解放前一周的1975年4月23日的一篇讲话中说：
    今天，美国能够恢复越战以前就存在的自豪感，但这不能通过再打一场已结束的战争来取得……尽管这些事件是悲剧性的，但并不预示世界末日的来临，亦非美国失去了世界的领导地位。[⑦]
    这样一来，越战失败只是个“悲剧”或“灾难性事件”。这就是美国著名传媒学家哈里·W.海恩斯所谓的“战略性忘记”。尽管是在自欺欺人，但它却稳定了尼克松“水门事件”后的美国政局，也稳定了国民道德的政治基础。
    其次，创伤还表现在国民对国民道德的忠实实践者--越战老兵的回避和敌视上。一方面，统治阶层的“战略性忘记”由于处在全国文化意识体系的中心，自然便成了当时的中心文化意识。一个时代所有文化动机的根源则在于此。因此，一旦“战略性忘记”扩散到同样想回避越战失败的民众中去，便演化成了“集体淡忘”。当时的大众传媒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它在整个70年代对越战老兵的报道屈指可数，报道的焦点在于他们的反社会行为，这不是引导民众检讨尚武文化机制是否合理，而是千方百计将罪责推给越战老兵。这样，越战及其老兵逐渐进入了“集体淡忘”的阴影中，成为尚武国民道德失败的替罪羊。另一方面，士兵、民众与象征文化意识中心的统治阶层的距离出现了新变化，这同样是“集体淡忘”心理的折射。战前，士兵作为尚武国民道德的实际捍卫者和统治阶层的附属物，离中心（统治阶层）的心理位置较民众为近。战争使他们无论从心理上还是地理上都与中心疏远了。与此相反，一般国民与中心的心理距离无形拉近，受中心的影响加深，并且都想避免国民道德受越战失败的冲击。实际上，越战后期的反战游行也只是玛丽·道格拉斯所谓的过渡期间的莫名兴奋而已。因此，当“战略性忘记”成为中心文化心理时，整个社会便有了“集体淡忘”之风。此外，越战后美国在世界上处处碰壁使美国人相信，美国再也经不起对国民道德的公开辩论了。
    然而，老兵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证明发生了什么事。美国民众为避免老兵引发对尚武国民道德的怀疑，便将这些人斥为“杀害婴儿的凶手”（baby killers），或“疯子”，没有理性。有理性的人当然不会听杀人凶手或疯子的话，更为“集体淡忘”埋下了伏笔。即使70年代后期风起云涌的越战题材电影也未能让老兵如愿以偿，更不用说深刻反省尚武的国民道德了。他们或被描绘为重返战场去杀人（如《出租车司机》中的特拉维斯·比克尔），或是身心都不健全（如《生逢七月四日》的主人公）。因此，他们未能从“战争中获得新生”，也不可能使整个民族获得新生。
    三、重塑尚武国民道德
    越战老兵成了美国尚武国民道德失败的替罪羊，被排斥在由中心文化意识所建构的主流社会之外。与文化意识中心的距离感使老兵对自己的身份格外敏感。要成为社会的完整成员必须重新融入主流社会之中。由于未能从根本上检讨勇武精神是否合理，美国主流社会也需要以重新接纳老兵来显示尚武道德仍是其价值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越战老兵重新建立与文化意识中心较为密切关系的过程开始于80年代初。
    1980年，在退伍老兵团体的不断游说下，“美国精神病协会”在其《诊断与统计手册》第3版中首次将“创伤后紧张紊乱”（PTSD）确认为医学病例，并作了详尽描述。这样，械斗、将奖章扔进白宫围墙就不再是疯子的反社会行为，而是缺乏与他人交流造成的精神压抑所致（尽管这仍很肤浅）。实际上，“集体淡忘”的文化心理同样出自于全体国民的精神紧张。所以，需治愈创伤的不单是越战老兵，也包括整个民族。这种需要最终促成了“越战老兵纪念碑”的落成。1980年1月，国会授权修建纪念碑。稍后，卡特总统签署了这项法令，并在前言中写道：
    一段漫长而痛苦的过程将我们带到了今天这个时刻。你们都知道，我们国家因战争而争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试图通过忘记越战来将裂痕抛在身后。在此过程中，我们忽略了那些勇敢响应国家号召的人。我们民族内部的争执更增加了他们的痛苦。[⑧]
    卡特这番话对于那场美国引起的战争及其受害者没有丝毫反省之意，他关心的是通过回顾和总结“集体淡忘”文化以及代表国民向老兵赎罪，再一次让尚武道德死灰复燃，重新激起美国人以武力的迷恋。纪念碑的造型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三面合围的黑墙上刻满了美军亡灵的名字，既象征着墓地--战场，也象征着生命的发源地--女性，3名士兵向黑墙走去。其中的用意十分明显：淡化越战失败对尚武文化的冲击，激励美国人在“暴力中新生”，为美国充当自封的“世界警察”效力。要检验尚武国民道德新的凝聚力需要新的冒险。然而，70年代整个民族文化心理的错位束缚了美国人的手脚，电影填补了这个空白。著名影星简·芳达说：“电影在改变人们对自身和社会的看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⑨]以1983年的《第一滴血》为开端，美国人又开始到处挥舞“大棒”了。报纸、杂志等争先效仿，极力在国民文化意识中渲染来自欧洲、早已融入美国文化性格的古老战争神话：战争可使少年郎变成真正的男子汉；不仅士兵要战斗，整个民族都要战斗，以获得“新生”。
    错误的价值导向重新激起了美国民众对勇武精神的狂热和对尚武国民道德的盲目尊崇。“廉价的爱国主义”再度粉墨登场：77%-80%的美国人在民意测验中竟然支持1989年12月美军人侵巴拿马的行动；海湾战争刚开始，在美国各地，黄丝带已经飘扬起来。美国统治阶层推行的强权外交和对别国的干涉和侵略之所以能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继续维系其尚武的文化价值体系。然而，美国也因此而再度打开了战争引发一场文化危机的潘多拉盒子。
    四、结束语
    如前所述，美国确实已逐渐摆脱越战失败的阴影，但却始终囿于自己的尚武文化价值体系中。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总是以“上帝的庞儿”自居，只知对他人指手划脚、大动干戈，缺乏审视自己文化政治机制是否合理的传统和勇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对世界文化的主流--和平与发展--熟视无睹。这种状况的必然结果将是尚武道德在世界文化体系中被逐渐边缘化。最近美国用导弹袭击伊拉克只落得个曲高和寡的结局也许使美国人清醒了一点。
    注释：
    ①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trans.George Lawrence,ed.J.P.Mayer,New York:Doubleday,Anchor Books 1969,p.280.
    ②⑦⑧Alan Wolfe （ed.），America at Century‘s End,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1991,pp.376,379,385.
    ③The Pentagon Papers, New York:published by the New York Times,1971,p.432.
    ④Henry Kissinger,Years of Upheaval,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82,p.88.
    ⑤C.J.H.Hayes,“The American Frontier--Frontier of What?”in EugeneKuirian & Larry Madaras（eds.），1977,Taking Sides:Clashing Views onControversial Issues in American History,Vol.1,Connecticut:The DushkinPublishing Group,Inc,1987,p.23.
    ⑥Edward Shils,“Centre and Perphery,”in The Logic of PersonalKnowledge:Essays Presented to Polanyi,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p.121.
    ⑨HortensePowdermaker,Hollywood:TheDreamFactory,Boston:Little,Brown1950,p.15.